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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楨自始至終也沒有說過，國子大學排斥儒生的話，反而是儒生一直在抵制國子大學。

    因為他們將國子大學視作文法吏復辟的陣地。這勾起了他們記憶深處，曾經被文法吏支配的恐懼……

    正如太子所言，西漢時，政府的官吏是分為文法吏和儒生兩個涇渭分明的團體。

    文法吏負責治國理政，儒生負責軌德立化。

    在當時，前者無論人數和地位，都占據絕對優勢。蕭何曹參這些漢之名相，清一色都是文法吏出身。

    而后者只是占據一些文翰禮儀方面的官職，譬如博士、文學侍從、太子舍人之類，無關緊要，地位低下。受盡文法吏的打壓和排擠。

    這種局面在漢武帝時期開始得以扭轉，隨著儒術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儒生的地位開始大大提升。

    而且至圣先師的子弟，善于吸收學習，也開始學習文法律令，積極參與到治國理政中來了。

    盡管東漢儒生仍有‘俗吏繁熾，儒生寡少’的抱怨，但那也是因為其政治期望值較之西漢已大為提高。

    在當時，儒生的上升通道已經完全暢通，那些兼有‘優事理亂’能力的‘通儒’，更能得到皇帝的青睞，比單純的文法吏擁有更優越的仕途前景。

    最終儒生徹底壓制了文法吏，將其打為吏員，令其永遠沉淪下僚，再無上升通道。從此官吏殊途，判若云泥。

    在儒教不遺余力打壓和掩蓋之下，知道文法吏昔日輝煌的人都不多了，官員們毫不羞恥的將吏員們的功勞據為己有……以至于絕大多數人，以為歷朝歷代都是靠儒生在治國，離了他們國家就無法運轉一樣。

    當完成了對政治資源的徹底壟斷，儒生們不可避免的怠惰起來，沒有人愿意再辛苦學習治國理政的本領，反而將其視為俗務，不屑一顧。反正有卑鄙低賤的文吏來處理，何必被這些蠅營狗茍的俗務，玷污了自己高潔的思想？

    于是通儒越來越少，耽于典籍、不諳政事的腐儒越來越多，他們也絲毫不以為恥，反而習以為常，反正這么多年都這么過來了，以后應該也不會有什么變化。

    誰知卻出了個不懂事卻還較真的朱老板，非想用科舉選拔出能治國理政的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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