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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很多片子拍的都很深刻，也非常的好。

    只是他不明白的是，居于同時代同樣是表露社會現狀的《阿甘正傳》跟國產片比起來，完全是兩種感覺。

    表達人性和社會現實的這些國產影片描述的中國給人一種距離感、陌生感和差異感。極具“鄉土”風情的電影雖然成功的給外國人留下了印象，可留下的卻全都是貧困落后的印象。

    李和也不介意他們去揭露所謂的家丑，把藏著五千年的文化自卑都漏出來，畢竟他不是諱疾忌醫的人。

    可是在這個改革開放的大時代，中國企業或者中國人要走出去做生意，真正的中國電影應該是極具中國精神的，就必須有一個正面的形象。

    何況，已經有很多人在拍這種片子，他就沒有必要隨大流同樣去領戰忽局的工資。

    有時候他不得不承認，香港電影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傳遞，比內地片要強上不少檔次。

    黃金年代里成功的香港電影人使用電影這一現代的藝術形式，再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下眾多角度的價值觀，而成龍、李連杰、李小龍這些人有意或者無意的進行了國家公關，算是對中國對外宣傳做出了貢獻。

    在文化領域，這是一場國與國的攻堅戰，奈何中國一直是戰五渣水平，被虐的不要不要的。中國直到奧運會以后，才開始真正刻意的花大筆錢搞宣傳片，搞國家形象公關。

    所以他寧愿去學郭小四同學拍一些名牌崇拜，紙醉金迷，燈壁輝煌，混血大模、狗血眼淚、華服和高蹺的浮夸片。

    國家形象要是對了，作為個人可以自由自在的泰國搶大蝦，盧浮宮外洗腳，華爾街外騎金色銅牛，香港地鐵里面吃零食，到處大聲的趾高氣揚的說話。

    人家還得夸你隨性，熱情，不拘小節！

    蘇明見李和有點心動，便加緊道，“我自己也算過，如果投給一些導演，票房絕對不會差，最關鍵的是我還可以自己生產碟片，這也是利潤的一大進項?！?

    在以往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保障下，攝制組最不用擔心的就是投資，只有有了拍攝權，投資就會下來，然后從制作到發行都是國家承包，賺錢不賺錢，創作人員就很少關心了，只要有名氣就行。

    到處在改革，電影市場也不例外。

    中國體制改革始于農村，其法寶是承包制，“一包就靈”，其他行業紛紛仿效，電影系統也是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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