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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恪作為吏部左侍郎，在朝中還是有些影響力的，說話也不會無的放矢。

    “嗯，遼東戰事說實話，我不是太擔心，無外乎就是三年還是五年或者八年的事情，只要朝廷支持力度夠，我有信心解決。”馮紫英沉吟著道：“但我對大周日后的局面還是有些擔憂，……”

    柴恪很敏感，皺起眉頭：“怎么，覺得齊相繼任你反而不踏實不滿意了？”

    “倒不是這一點，而是覺得咱們朝里對未來內閣施政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思路指向，沒錯，下一步重心就是解決遼東，但是從山陜民變到白蓮之亂，還有更早的寧夏叛亂和播州、安奢之亂，不算江南這檔子事兒，也不算蒙古人和女真人的寇邊，這大概也就是不到十年間，大周經歷了多少內部大亂和戰火，這難道不該好好檢討一下么？”

    馮紫英的話讓柴恪神色嚴肅起來，“紫英，你想說什么？”

    “我覺得咱們朝廷對日后施政的方略進行一個較為詳盡或者說具體的長遠規劃，不能僅止于著眼于眼前的這些事務，很有點兒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意思，卻沒有拿出來長遠的應對方略，比如說制定一個一年，然后是三年或者五年，甚至再來一個十年的遠景規劃，我們在這一年三年五年十年里，在某一領域要實現或者達到哪些目標，做到什么程度，用哪些措施來保障實現，……”

    馮紫英語氣從容，但胸有成竹：“我覺得這可以定名為三年五年規劃，將其寫入施政綱領中，當然在確定這個施政綱領之前，需要廣泛征求意見，獲得絕大部分人的支持和認同，而且這些施政綱領中的目標要具體詳細，要切實可行，不要好高騖遠或者不切實際，……”

    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的施政規劃？柴恪沉吟著。

    事實上朝廷也并非沒有類似的一些構想，但是都是零碎的，而且不太全面，或者沒有系統整體性的東西，沒有書面定制的東西確定下來，到最后變成什么樣子，也就沒有一個約束性了。

    比如在軍務上提出要解決遼東問題，但是具體刻畫，如何保障這一目標的實施，更多的兵部內部的計議，然后再來和戶部乃至內閣扯皮，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嬗變走形。

    “舉個例子，現在陜西那邊都感受到了土豆和番薯的好處，事實上在南直的北部一些府州我也在支持推廣，山西也有一些地方試點，效果能夠得到證明，但地方上惰性卻始終官員們對這些新生事物有所保留和抵觸，都習慣性地等一等拖一拖看一看，那么朝廷在明知這類作物會極大緩解山區和干旱地區的民眾糊口問題，是不是就該有所行動？比如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任務，像陜西三年必須要實現種植一百萬畝土豆八十萬畝番薯，山西要實現一百二十萬畝土豆和六十萬畝紅薯，又或者江南省要實現一百萬畝土豆和番薯，實現平均畝產一千二百斤，……”

    柴恪笑了起來，“紫英，你說的這個容易，但是朝廷下了規劃方略，地方上要應付上邊肯定會采取各種辦法來糊弄，甚至可能變成傷民殘民之策，這些地方官員的德操你不能太指望，……”

    “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我知道硬性指標下達下去，一些地方完不成，或者不愿意干，就會各種走偏或者變著法子欺哄上官，但是都察院是做什么的，你不能只盯著這些官員個人品行清廉，而忽略了這些官員能不能做事，在我看來，有些時候能不能做事比他貪不貪更重要，你說一個知府貪墨了兩千兩銀子和因為做事得力避免了三五萬流民災民變成亂民，誰更重要？”

    柴恪搖頭：“紫英，你說的這二者并非矛盾的，……”

    “我知道，我只是打個比方，我們當然希望有德才兼備的官員，但現實中更多的是庸碌不看渾渾噩噩混日子的官員居多，我們得用規則迫使這些人動起來，要么滾蛋，要么做事，做好做壞另說，起碼你得要做事兒，可恰恰我們大周朝上下喜歡在位置上等靠要的官員就太多了一些，從不想自己怎么來替朝廷分憂，要么作偽邀功媚上，要么就是死乞白賴耍橫喊苦叫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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