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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論張潮的空心化敘事》——

    【從文本結構分析，這部被冠以“社會實驗“之名的作品，本質上是對契訶夫經典的拙劣模仿。羅智這一角色看似象征被算法操控的現代人，實則只是作者拼貼社會焦慮的容器——約會依賴推薦系統、同學會發現篡改記憶、工作陷入道德困境……

    這些情節看似犀利，卻暴露出作者對計算技術和人性的膚淺認知。當算法工程師羅智竟能輕易被手機推送拉回原有的思維時，這種戲劇化處理已與真實的世界背道而馳。】

    還有《解構張潮的社會破壞性》——

    【中反復強調的“信息繭房”概念，本質上是對技術演進的認知錯位。將推薦算法等同于思想禁錮工具，這種非黑即白的論斷完全無視了技術中立性原則。

    以羅智發現周瑩瑩瀏覽程序員相關內容為例，作者暗示算法操控戀愛，卻故意忽略用戶主動檢索的行為數據——這恰是統計學中的“幸存者偏差”陷阱。

    更荒謬的是，當現實中的企鵝、阿里等企業接連發布關于技術倫理的宣言時，張潮反而保持了詭異的沉默。】

    另一篇《偽啟蒙者的生意經：論張潮的道德綁架產業鏈》則將對張潮的道德批判推到了極致——

    【從《花城》雜志的殷勤約稿，到「潮汐文化」公司的悄然壯大，張潮團隊完美演繹了如何將道德制高點轉化為財務報表上的數字。當我們拆解這個“批判者—獲利者”一體兩面的商業模型時，每個環節都散發著精心算計的銅臭味。

    第一步是精準把握群眾的情緒。選擇互聯網剛剛普及的今天，利用公眾對未知技術的天然恐懼；將主角設定為算法工程師而非普通用戶，刻意營造“屠龍者終成惡龍”的戲劇沖突——這些都不是文學創作的需要，而是營銷心理學教科書式的案例。

    第二步是構建自我神圣化的話語體系。通過操控《新燕京報》等媒體將抬到“啟蒙宣言”的高度，張潮成功將自己包裝成對抗資本巨頭的文化騎士。但仔細觀察其商業動向我們發現：「微博網」「以及HTC G1手機的行為，與其中批判的算法預裝模式如出一轍。

    這種“批判你做的事，做你批判的事”的荒誕，堪稱當代文化反噬的絕佳注腳。】

    林楚生腦子更懵了，這是咋回事？不是都拒絕了自己的約稿了嗎？不是都害怕這是張潮“引蛇出洞”嗎？

    而且這些報紙還都是與張潮關系不錯的媒體。

    像《中華讀書報》，簡直就和張潮自己家的后院一樣，隔三差五就有介紹或者評論張潮的文章登載。

    《中國青年報》更是多次專訪張潮，并且在前幾年提名張潮張潮做了他們報紙發起的“80后十大影響力人物”，關系更是蜜里調油。

    這兩份報紙突然刊發批評張潮的文章，林楚生不相信這背后沒有原因。

    再仔細看看三篇文章的署名——「釵頭鳳」「丑奴兒」「臨江仙」——和「定風波」簡直能湊個常見詞牌名。

    現在林楚生的思維完全混亂了，既搞不清楚哪里冒出來的這些人物，也搞不清楚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身為資深媒體人，他的基本嗅覺還是有的，直覺地感受到這背后有問題。

    但是摩根那邊的電話已經打過來了：“林，你真是太棒了！我已經看到那些報紙上的文章了，每一篇都很犀利，每一篇都像一把匕首！

    但是這還不夠，你應該再接再厲！我看好你！”

    林楚生全程只能“嗯啊這是”敷衍過去，掛了電話他終于決定問個清楚。想了半天，他終于決定給認識的《青年報》責編打個電話，問問「丑奴兒」是誰。

    對方倒也爽快，給出的答案也令人震驚——

    “您說「丑奴兒」？如果姓名、通訊地址沒有寫錯的話，她應該《青春派》今年剛入職的編輯，寫非虛構的那個蘭婷……這個名字太特別了，應該沒錯。”

    “我們專門發郵件問了張潮，張潮沒有回復；打電話也沒接。應該是默認了……他向來不干預這種事。”

    “我們主編也說了，人張潮都沒有說什么，我們管那么多？文章寫得好就發，不要顧慮太多！”

    電話掛了，林楚生看著手機屏幕發了好一會兒呆。

    「丑奴兒」是《青春派》的編輯？這……張潮葫蘆里賣的什么藥？

    其他的不用打聽了，「釵頭鳳」「臨江仙」肯定也都是《青春派》的某個編輯——尤其寫《偽啟蒙者的生意經：論張潮的道德綁架產業鏈》那個「臨江仙」，從文筆風格來看，像極了那個馬伯慵。

    林楚生絕不相信這是《青春派》的編輯們集體背叛了張潮，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把水攪渾！

    試想如果這時候市面上冒出一大堆批判張潮的文章，肯定會分散讀者的焦點——也就是「至暗時刻」里對張潮的定性。

    因為這些文章看似批判張潮，卻都有意無意地為張潮解套。

    「張潮對技術一無所知」，「張潮沉迷于拙劣的技術」，「張潮財迷心竅」，「張潮不懂人性」……每一篇在林楚生看來都避重就輕，沒有觸及那個他最想讓人跟進的邏輯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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