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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道：“融會貫通。”

    林為民撓了撓頭，這個“融會貫通”恐怕比“倒背如流”還要難吧？

    又交流了一會兒，聽林為民說起他搞了一篇推理小說投到米國的雜志上，曹禺皺起了眉頭。

    “寫作還是要專心，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老師，這個我倒是知道，就是想賺點外快。”

    曹禺橫了他一眼，“你啊，從第一回見面就看出你這個功利心。”

    “您這么說就冤枉我了，別人什么條件，我什么條件啊？小孩沒娘，說來話長……”

    被曹禺訓了一句，林為民立馬就要拉開架勢訴說革命家底，憶苦思甜。

    他的情況曹禺早就清楚了，揮手打斷他，“好了，不要嬉皮笑臉的。”

    林為民立馬噤聲，別看他平時吊兒郎當的，但對于師道尊嚴這種原則性問題還是不敢觸碰的。

    “不是不讓你搞這些東西，而是怕你分心。你現在年紀還小，不懂得創作精力的寶貴……”說到這里，曹禺的眼神中流露出幾分悵然，仿佛在眺望遠去的時光。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范，23歲時便寫出《雷雨》這樣的曠世名作。

    25歲，作《日出》。

    26歲，作《原野》。

    30歲，作《燕京人》。

    “牛逼”這個詞用在他身上都是貶低他，稱他一句“中國現代話劇史上第一人”，當之無愧。

    可就是這樣一位青年時代經典迭出的牛人，卻在39歲以后陷入才思枯竭的循環，被評論界認為江郎才盡。

    從39歲到去世，47年間他再也沒能寫出一部自己滿意而外界也公認立得住的作品。

    哪怕是到臨死前，他也在吶喊：“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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