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大漢·文帝時期 劉恒看著徹底進入收官死局的清朝，平靜道： “歷代皆行秦制。” “而秦制有兩個根本不能動搖。” “第一，以官員為統治基礎，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不是以封建貴族為統治。” “秦制下的貴族與官僚，只是貫徹皇權意志的工具，名下可以有土地、有爵位，也有俸祿可領，但他們不能擁有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不能治理這片土地上的百姓，也不能去處理封地里的政務。” “生死榮辱完全取決于皇權的喜怒。” “他們是皇權依賴的工具，也是皇權打擊的對象。” 劉啟仔細想了想，從秦朝到清朝，確實一如阿父所說。 “那第二個呢？” 劉恒看著天幕里的小皇帝，靜靜道： “第二，保持人力與物力的穩定汲取，并竭盡所能回避應該承擔責任。” “為了達成這一目的，秦制會致力于消滅那些有影響的人與組織，以制造一種散沙化的扁平結構。” “鄰里監察與軍戶制度，就是如此。” “這種結構可以極大降低汲取成本。” “在不影響穩定的前提下，朝廷也會很愿意引進新技術，以提升汲取強度，增加汲取總量。” 劉啟莽是莽了點，但也不傻。 跟后面那些皇帝不同，此時距離秦朝也沒多少年，大秦給人的創傷還歷歷在目。 他將阿父剖析的問題與天幕里的說辭對應起來，立刻明白了。 “所以，運行秦制的朝代滅亡同樣有規律可循。” “或亡于外敵的壓迫入侵。” “或亡于內部統治基礎發生分裂。” “或亡于底層百姓脫離散沙狀態，變成有組織的力量，一如流民。” “而清朝作為一個典型，其滅亡也是如此！” 劉恒點了點頭，倚著軟榻道： “諮議局可以代表地方民意，但這民意無法轉變為權力，是否被接受全看朝廷的喜好。” “科舉已經廢除了，這些從舉人、貢生、秀才轉型為議員的士紳們，無不希望在新時代找到自己的新位置，以維系自己的社會地位。” “而如果議員們在諮議局里的意見只屬于牢騷，不能轉化為政策，士紳們的社會地位便無從談起。” “但中央議員的身份定死了是皇室宗親，也就意味著民權不能染指君權，慈禧的種種政策也證實了這一點。” “地方士紳讀書人沒有了向上的渠道，這就導致了清朝失去了地方士紳的支持。” “而中央議員的皇室成員限制，也絕了地方督撫的上升之路。” “朝廷中樞失去了官員支持。” “至于軍事……” 都不用劉恒說，劉啟就能猜到。 “百姓組織起來了。” 劉恒點點頭，又插了一句。 “而且百姓的組織未必沒有地方官員與士紳做為推手。” “從庚申之變讓咸豐帝丟了京城，圓明園也被燒成了灰燼，就已經是外敵的壓迫入侵了。” “太平軍以流民的形態起事，已割據江南多年，正是百姓脫離了散沙狀態。” “湘軍、淮軍等團練武裝出身的地方督撫開始擁有軍權、財權和人事權，使內部開始出現新的利益集團，正是統治基礎在發生變化。” “換句話說，清朝早就該亡了。” “現在，只是回到本該回到的路上而已。” …… 【1911年5月，由清朝皇族內閣頒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同時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并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 【清廷出賣筑路權的行徑激起各地百姓反對。】 【湖南各界群眾以鐵路公司、咨議局為陣地，積極爭路，迫使湘撫楊文鼎奏請清廷收回成命。】 【上奏遭申斥后，百姓相繼罷工、罷市、罷課，拒交捐稅。湖北咨議局亦召開大會抗議，疾呼“存路救國”。】 …… ｛沒看明白，誰給解釋解釋？｝ ｛晚清修鐵路最初主要是依靠外國資本，效率比較高，鐵路修建速度較快，比如京漢鐵路、滬寧鐵路等，但是鐵路的控制權往往也落到外國人手里。｝ ｛甲午戰爭后，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地方士紳就紛紛提出由本國商人自己集資商辦，將路權、礦權收回，即所謂“不借洋債、自行筑路”，各地成立了很多商辦鐵路公司，如川漢鐵路有限公司等。｝ ｛但光有民族情緒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由于當時國內嚴重缺乏鐵路建設技術和人才，資金短缺，更嚴重的是，貪污腐敗無處不在，所以商辦鐵路往往口號喊得震天響，但真正修起來的少之又少。｝ ｛而清廷內閣在操作上又過于激進，在宣布政策不到半個月，就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財團簽訂了巨額借款修路合同，完全不顧當時激烈的民族情緒。｝ ｛更要命的是，這些民間集資商辦的鐵路，前期已經投入了巨大的資金，現在國家把路權收回去，如果不給予合適的補償，那地方士紳不是虧大了嗎？｝ ｛按照當時清廷內閣的辦法，四川鐵路只退還剩下的七百余萬兩白銀，而前幾年花掉的一千多萬兩國家就不管了，只能股東們認倒霉。｝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