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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唐軍雖然在西域大勝吐蕃，鞏固了邊疆，進一步控制了蔥嶺以西的各個小國，并新建“河中都護府”。

    但是，人可以勝人，人卻不能勝天。

    唐軍可以戰勝任何對手，卻不可能贏得過天災。

    天寶十年春，關中、河南、河北普遍大旱，各地不得不四處截流引水灌溉。由此導致鄰里州縣為了爭水而大打出手，當地豪強組織械斗的情況屢有發生。

    更有不少自耕農因為“偷水”，被當地大戶打死的惡性案件發生。一時間，“缺水”二字成為了敏感詞，似乎滿世界都在缺水。

    然而，根據自然規律，水分蒸發后，不可能憑空消失。它要么轉移了，要么暫時留在空中，在遭遇冷空氣后，遲早還是得落到地面上來。

    于是兩個月后的盛夏，關中、河南、兩淮等區域大雨傾盆，特別是河南，大雨導致黃河泛濫決堤，整個黃河水系都處于極高水位。各支流決堤屢見不鮮，官府疲于奔命卻是十個里面難以處理好一個。

    大唐長年累月的在河南開荒，圍湖造田，導致蓄水能力大減，又不像現代那樣大規模的興建水庫蓄水。

    因此河南成為了受災的重災區，不少人的農田毀于洪水，流離失所。

    然而河北地區，在旱災之后雖然沒有洪災，但卻爆發了蝗災！蜂擁而至的蝗蟲，將河北許多州縣內良田里的禾苗啃成了光禿禿一片，所過之處幾乎是寸草不生。

    按理說，都這個節骨眼了，開倉放糧是正常操作。

    然而，除了關中有限度的放糧賑災外，其他地方的常平倉，都扣扣搜搜的，半天擠不出一粒米來。

    為什么會這樣呢？難道官府都被各地的豪強大戶們收買了么？

    其實不然。

    因為賑災糧是免費的，關中發得起，其他地方玩不起！

    早在貞觀之后，常平倉就不再是單純的國家屯糧倉儲，而是一種類似“經營”模式的“糧食商行”。換言之，如果沒有特殊的命令，比如說軍糧調度、庫存轉運等等，常平倉也是要自負盈虧的。

    按照職能，糧價低的時候買入，免得“米賤傷農”；糧價高的時候高價賣出，免得百姓吃不起糧食。這便是常平倉存在的意義。

    所以反過來說，豐年低價買入，災年高價賣出，這是正常的“商業化”操作。本地大戶與豪強，最多只是跟地方官府勾結互利，還沒辦法做到控制官府，影響決策的程度。

    那么，各州官府的辦法是什么呢？他們為什么不開倉放糧呢？

    答案就是，常平倉的官員們，絕大多數都選擇把陳糧高價賣給大戶，讓本地大戶負責處理災情，一舉“去庫存”。

    之所以不賣給自耕農，那是因為那些苦哈哈們，壓根就買不了多少，或者說根本買不起。而且常平倉的官員們沒有那么多精力和人力去伺候“散戶”，他們只能抓大頭。

    別問，問就是人手不夠，也確實是不夠。

    前兩年一直都是豐年，糧價又被有意識的壓低，導致常平倉一直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囤積的陳糧賣不出價，因為糧價很低，又得不斷買入新糧。

    多余的陳糧，只好以更低的價格，賣給本地大戶，以騰出位置。這也是所謂的“推陳出新”，不可能讓糧食一直在糧庫里堆積著。

    因此常平倉賬面上虧空了不少錢，管理各地常平倉的那些官員們，也都是著急上火，卻又一點辦法也沒有。

    常平倉的設立，本意就是低買高賣，抑平糧價。如果糧食持續低價，那么常平倉的管理官員也會很為難。

    這低價糧食，他們是收還是不收呢？收的話手里的錢已經見底，不收的話好像又完不成指標。要知道，糧食不比金銀放不壞，越放越是沒人要的！

    這場天災對于普通百姓來說是大難臨頭，但對于這些官員來說，那當真是幫了他們的“大忙”，說是及時雨也不為過。

    他們不趁此機會高價賣糧，一舉填平賬面虧空。難道還老老實實的，將已經貴如金銀的糧食免費放出來砸自己飯碗？

    想想也不可能，因為朝廷對于常平倉管理官員，也是有績效考核的，絕不是讓他們可以隨意自由發揮。在你任內收入了多少糧食，賺了或者虧了多少錢，這些KPI就是升官或者貶職的依據。

    這種考核，看起來也沒有問題啊，對于地方官員，朝廷怎么能沒有考核標準呢？

    不考核，那就是純粹的“人治”，容易吏治敗壞。考核，多多少少有點“法制”的意思，能說朝廷做錯了么？能說處理這些事情的官員做錯了么？

    只能說，天下之大，人與人的悲歡并不相通。

    于是，各種說法不一的奏折，如雪片般飛入長安，送到了兩位宰相的案頭。

    有人說朝廷要派出欽差賑災；有人說本地受災不嚴重，可以自行處理；還有人說當地有民變，希望朝廷授權由州縣組織“團結兵”鎮壓民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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