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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整個荊州的官員勢力都要遭到皇帝的處理。

    事已至此，沒什么好說的，面對重重壓力，為了保護荊州人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珍貴的政治勢力，這些大學者們、名士們或多或少的都選擇了妥協，選擇了退讓。

    皇帝讓他們走，他們就走好了，總歸比一鍋端要好。

    偶爾有些故土難離不想離開的，被親朋好友一頓苦勸，還是淚水漣漣的認命了。

    不認命又能如何呢？

    延德十一年二月底，皇帝郭鵬在荊州召集了荊州管理學政的官員和荊州學業堂的主要管理人員，告知他們具體的情況。

    比如自己決定將荊州學業堂的師資力量分成幾等分，平均分配到教育資源稀少、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區。

    比如并州、幽州、平州、漠州這北境四大州，還有云州和交州這南方二州，以及涼州與三大都護府這邊緣領地。

    凡是不在傳統漢地的，都是教育資源稀少且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區，這些地方教化不顯，人民識字率低，知識水平落后，能做官的人數實在太少，有些甚至連鄉長都要從中原調動。

    這些都是缺少教化的原因。

    不僅是荊州，郭鵬還宣布，他將把青州、冀州、兗州三州的優勢教育資源，結合洛陽太學的一部分教育資源一起，投入到這些邊緣州郡去，提升他們的教育水準。

    郭鵬認為，有了教化，廣播中原文化，才能讓他們產生向心力和凝聚力。

    讓他們通過科舉考試做官，可以前往洛陽參加帝國管理，這有助于讓這些地方的人們真正認同自己成為魏國人。

    文化的傳播有些時候不得不靠行政命令和統籌規劃，否則經濟好的地方總是教育資源豐富的地方，而經濟落后的地方，教育資源總歸匱乏。

    教育不足，上升渠道不足，就會讓這些地方產生對帝國的離心力，不利于中央集權統治。

    而且更重要的是，科舉面向全國，從來不僅僅只是學術競爭，而是政治手段。

    從各地選拔人才，較為公平的籠絡各地出身的精英人才，維持他們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這是科舉最重大的意義。

    而一旦出現某個不確定因素打破了這個平衡，使得科舉存在的意義受到了挑戰，那么中央政府的權威也會受到挑戰。

    這種事情，在宋朝和明朝都發生過多次，以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之爭為最高峰，之后南北榜確定，遂逐漸平息。

    郭鵬最開始搞科舉的時候是沒有預料到科舉剛剛開始運行就面臨這樣的挑戰。

    荊州士人大殺四方，以百余年的深厚底蘊接連挑翻各路強手，獨霸科舉考試舉辦以來的全部狀元，一舉稱雄。

    就算算上徐州人出身的諸葛亮，那也是在荊州學業堂接受教育的。

    這種情況最初出現的時候，郭鵬覺得不過是曇花一現，只不過連續數年都是如此，歷年科考前十名里百分之四十的舉士都是荊州人。

    荊州舉士實在是太多了，多到了引起公憤的地步。

    很多非荊州出身的官員都覺得這科舉考試就像是專門為荊州人準備的一樣，接連數次上表，向皇帝提出自己的不滿。

    他們可不在意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他們只知道這樣下去荊州人越來越強，他們自己越來越弱，很快就要失去話語權了。

    郭鵬接連接到了很多官員的表奏，逐漸意識到如果不解決掉這個事情，科舉考試從誕生之初就要帶上地域歧視和不公平的色彩，很有可能會面臨無法運行下去的局面。

    自己還活著的時候能依靠威望強行推動，自己一旦不在了，局面會瞬間惡化。

    情況就是如此的危險，如此的迫切。

    所以針對荊州人在科舉考試中大殺四方的事情，皇帝必須要做出改變。

    解決完了其他事情之后，這件事情就被提上了日程，這樣做固然讓荊州人不愉快，但是卻能讓全國其他地方的人滿意。

    公平只是科舉的一個不那么重要的屬性，政治平衡才是科舉最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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