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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郭鵬就很感嘆，覺得司馬懿其他的不說，抗壓能力和政治眼光是一等一的，政治能力且不提，他首先是個優(yōu)秀的政客。

    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和上位者做政治交易，這種事情并非一般人能做的出來。

    之后，度過危難的毛玠投桃報李，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就被毛玠辟為屬吏，在涼州刺史府工作。

    于是司馬懿和毛玠的政治交易的內容也就暴露出來了。

    司馬懿利用這件事情給自己的家族謀取了政治利益，成功把弟弟司馬孚推薦給了毛玠，成為毛玠的故吏，與毛玠綁定在一起。

    司馬家族有了第二條路。

    當時察舉制度和征辟制度還在運行，毛玠的辟召權還存在，司馬孚就去到了毛玠身邊辦事，在他身邊工作了兩年多的時間。

    據說他的工作能力比較強，得到了毛玠的信賴和重用。

    毛玠是個很講政治信譽的人，不會隨隨便便就敷衍了事，很顯然，毛玠認為扶持司馬家族對于自己的未來很有好處，所以對司馬孚也是相當的照顧。

    延德七年，科舉制度確立前夕，天下風起云涌，皇帝和士族的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當時的武威郡姑臧縣縣令公開反對科舉制度，認為這是禍國殃民之舉，被郭鵬撤職問責，罷官為民。

    毛玠抓住機會，趁機舉薦公開支持科舉制度的司馬孚就任姑臧縣縣令。

    他搶了一個好時機，鉆了一個大空子，讓身為吏員的司馬孚華麗變身，成為了官員。

    至于司馬孚是真心支持科舉還是為了做官，這已經不得而知，反正他們司馬家族作為士族的一員，背叛了士族的立場，成為極少數擁護科舉制度的士人家族。

    到眼下，司馬孚因為政績突出，已經從姑臧縣縣令升職為武威郡郡守，成為兩千石官員。

    可以說是從一條咸魚的地步成功翻身。

    官和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相當于正式工和臨時工之間的區(qū)別，二者福利待遇和權勢有天差地別。

    科舉時代之前是清流和濁流的分水嶺，科舉時代之后則是考試出身和非考試出身之間的鴻溝。

    就是那種在上面制定政策叱咤風云的人與在下面累死累活跑腿的人之間的區(qū)別，而且二者在科舉時代之前甚至沒有轉換條件。

    很多官員天生就是官員，吏員則天生就不可能成為官員。

    就算到了科舉時代，也有很多限制，不允許吏員成為官員之類的限制等等。

    郭鵬最開始限制察舉和征辟制度的時候，也是把官員的任免權收歸中央，把吏員的辟召權留給了地方，以此限制地方長官的權威。

    地方長官從此以后只能辟召吏員，而不能決定官員的人選，這對地方長官的打擊是非常之大的。

    有才能有眼界的人肯定想要成為官員，而不愿意做一個區(qū)區(qū)吏員，放在以往，寒門豪強才會去做吏員，士人都是要做正式官員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郭鵬就能在科舉尚未確立的時代打壓地方勢力，確保人才向洛陽流動得中央向心力。

    但是士人家族的選擇絕非唯一，在漢朝還沒有滅亡的時候是如此，入魏之后也是如此。

    一手中央一手地方在當時是常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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