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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也不能怪他們，經濟是個很復雜的東西，需要非常廣泛的情報網和高速的訊息傳遞才能搞起來，而且概念較為抽象，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

    一個腦袋轉的不夠快的人，是很難搞懂經濟學原理的。

    相比之下，前人留下豐富經驗的農業就好搞多了，應對農業危機也是中國官僚們的老本行。

    雖然做起來不能說總是成功，也會造成農民起義之類的事情，但是總歸能套公式，研究農業的書籍一部接著一部層出不窮。

    最后成就了小農經濟的巔峰——精耕細作，把種地研究出了花兒，研究到了極致。

    與之相對的，研究商業的古代經濟學書籍則極為稀少。

    除了少數有名氣的如管仲之類的商業天才提出過一些經濟問題的研究之外，大部分時期，中國人更愿意研究農業，而不是商業。

    這當然是現實的逼迫，生產力的限制所限，商業的發展不能毫無限制，但是這是很難把握的事情，限制與不限制之間如何找平衡是很為難的。

    所以先人干脆選擇了舒適的一刀切——重農抑商。

    長期生產力的限制和土地兼并問題使得重農抑商逐漸教條化，這使得中國人沒能及時打開視野，跟上第一波全球化的大浪潮。

    明末清初，中國人打敗了第一撥西方殖民者，把他們驅趕走，卻未能真正的注意到來自海上的威脅并且敞開胸懷去直接面對。

    高產作物的引入和生產力的提升以及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本該讓中國積累起足夠面向大海的原始資本，跳出精耕細作的怪圈，吸納歐洲技術，奮起直追，開始大航海時代。

    可取代明政府擁有統治權的滿清政府卻沒有改變明政府僵化的統治手段，受限于本身的局限性和僵化的儒家思想而不能也不愿去做。

    他們為了盡快獲取統治權、穩固統治地位，在大力鎮壓江南地主士紳反抗的同時，也與更多的地主士紳達成妥協。

    蛇吞象的建國方式讓他們的統治始終戰戰兢兢如臨大敵，緊張無比，除了雍正皇帝以外，幾乎沒有敢于做出任何革新的皇帝。

    這使得中國人失去了跟上西方腳步避免沉淪的寶貴窗口期。

    魏帝國眼下無法突破生產力的限制，但是郭鵬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一個讓官員和民眾、讓魏帝國上上下下的人們普遍感受一次除了農業危機之外的其他危機的機會。

    不僅要感受，要面對，還要記錄下來，傳于后世，讓后世人知道魏帝國是怎么應對這一次極為特殊的經濟危機的。

    帝國不僅僅有農業危機，也會有商業危機。

    只要發展商業，發展經濟，就一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應該如同農業問題一樣得到研究和解答，讓后世能夠學習前人的經驗。

    帝國官員和百姓不僅僅要熟悉農業危機，更要熟悉商業危機，從而展開研究、學習，誕生中國本土得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

    這是魏帝國十分需要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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