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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朱富貴立國開始，他的內帑和大明國庫就已經渾然天成，無法區分了。

    你甚至可以說，這個大明的一切，都是朱富貴陛下自掏腰包建出來的，他就是大明境內唯一的資本寡頭和巨型地主。

    到目前為止，大明境內幾乎所有產業的所有權都屬于朱富貴個人，是真正的家天下，馬二、毛阿福等人只不過是朱富貴的職業經理人而已，受到東廠與錦衣衛的監督。

    如此，至少在國家規模還小的時候，朱富貴的產業政策可以暢通無阻的下達，基本沒有什么阻力。

    其次，大明的產業本身就受到時空貿易的無形補貼，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無需通過過分壓榨工人的勞動產出而迅速崛起。

    后世的美帝其實也有這種無形補貼，只不過并不是時空貿易的補貼，而是軍事霸權引申出的美元霸權，從而獲得天文數字的鑄幣稅補貼。

    但是這個貪婪的國度并沒有將這些補貼轉變為對實體經濟的助力，反而任由其成為了華爾街的養料，進一步壓縮實體經濟的生存空間，形成惡性循環。

    當然，至少這個時代華爾街還是進步的力量，金融對于實業起到正面促進作用。

    最后一點原因，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大明本身就處在一種嚴重“外卷”的狀態。

    人力資源越是匱乏，人命就越是值錢。

    西方每一次產業工人福利的提升，往往都跟隨在黑死病、大規模戰爭等導致勞動力減少的特殊事件。

    甚至有因為黑死病導致人口銳減，產業工人獲得談判議價權，工資直接上漲三四成的先例。

    后世，東亞各國都沒有逃脫內卷的命運，一方面是因為歐美先發產業打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和中日韓地少人多、人均自然資源貧瘠的現實分不開。

    試想，即便未來的大中華有20億人口，但只要能像歐洲人那樣獲得新大陸的土地，所謂內卷也就不藥而愈了。

    此外，除了以上的客觀因素外，這一切也是朱富貴主動為之的結果。

    作為一個十九世紀中葉的皇帝，朱富貴也必須考慮一下時代的脈動。

    雖然朱富貴從來沒有考慮過自我革命，甚至還花了不少時間研究英、泰、日、丹麥、瑞典等國家君主的生存之道。

    但未來的事情誰說得清呢，早做準備總是沒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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