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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發福利的，把好處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對恩人感恩戴德。

    清朝繼承了一世一元制，就是借鑒繼承了“承認殿興有福，反對天人感應”的好處。

    所以，讀歷史書千萬不能隨便只讀個結論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這些人當時的貢獻，是遠比后人覺得的大的，至少他們極大削弱了從劉徹到朱元璋、中間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對國家的束縛力度。

    不能因為朱棣后來把他們的家族滅門了，就因為粉朱棣、便抹殺死者在正統論哲學上的功績。

    歷史從來不是簡單的對錯，不存在“好人的敵人就一定是壞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殺的人都是壞的。

    更不能因為后世人對儒家的普遍壞印象、網上一片罵“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碼，就把讀書人當中那些試圖做出改良優化的人的努力，也統統無視。

    而李素作為這個世界的《殿興有福》締造者，當然在這種大是大非的綱常正統上不能含糊，必須堅決建議劉備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則要是把這事兒疏忽漏過去了，將來等其他后人鉆研學術、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著他的旗號提出、那他李素可丟不起這個人吶。

    李圣作為《殿興有福》的締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這種低級錯誤？一個人的學術體系得邏輯自洽，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

    此后一段時間，李素便投入到了這個學術體系的完善建設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嚴密了。

    然后上交給劉備過目，又跟其他一些學術官員切磋一番，明發天下。

    算是為大漢朝從此開始確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時使用“漢多少年”和“年號多少年”這套雙軌并行紀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條依據。

    借著這個契機，大漢的治理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掃除外患之后、重新休養生息的和平發展期。

    此后兩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沒發生什么大事。只不過國債還款的速度，比預期地稍稍慢了一點點，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徹底還清。

    其中的曲折，也屬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調整：那幾年里，又發生了幾場天災。并州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蝗蟲和旱災，讓一州之地絕收了一整年還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緩過氣來的冀州和關中補貼，還能撐過去，只是花點錢糧，免稅兩年。

    后來又是荊州再次水災、地震。

    這些開支，加上關羽最后肅清階段也得在北疆保持兩萬人左右的作戰部隊、始終處于出擊狀態，有持續的軍事行動，也要開支。

    這兩項加起來，可不得多耗費了一年的財政結余。

    不過，這幾個休養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雖然沒有大興土木、亂搞建設，但民間的工商業開拓發展和自發投資，卻是迎來了一個黃金期。

    之前運河網絡和大江大河河海轉運網絡的完善，讓整個國家進入了第一次統一大市場的黃金期。

    百姓變得愈發富足、藏富于民，各種社會分工也愈發細化。

    之前只在長安雒陽和鄴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邊百姓不再種糧食，而是全力種難以長途運輸的易腐蔬菜供應都市、自己再買外地運來的糧食吃”現象，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自發取經學習先進致富經驗，已經擴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級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業改名改回來了）、武昌、襄陽、宛城、薊縣、下邳、襄平、濟南，都或多或少出現了這樣的經濟形態。

    這樣的民間經濟自發成長、社會分工深化，也反過來進一步反哺了“租庸調輸”法的貫徹落實。

    因為“租庸調輸”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調”法，差距最關鍵就在于一個“輸”字，把運輸成本折入官價稅賦計算體系，拼命鼓勵民間自發想辦法降低運輸成本，給降低運輸成本的人讓利，擴大工商業流通。

    現在每個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邊、百姓都敢于連自己口糧都不親自種了，而是賣菜后用得來的錢買糧食，這個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是日新月異，遠非當年的自給自足狀態可比。

    朝廷的工商稅收稅也變得更為便利，稅基征收系統也更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攤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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