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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申時行而言，江東之這一類人實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階、張居正這樣的超級大腕他都應(yīng)付過去了，混功已達出神入化的地步，萬歷五年出山的這幫小嘍羅自然不在話下。

    混是一種生活技巧，除個別二桿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會混。

    因為混并不影響社會進步，人類發(fā)展，該混就混，該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時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說來，新官上任，總要燒三把火，搞點政績，大干特干，然而綜觀申時行當政以來的種種表現(xiàn)，就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為，就是不作為。

    申時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廢除張居正的考成法。

    這是極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為在很多人看來，申時行是張居正的嫡系，毫無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時行就這么干了，因為這樣干，是正確的。

    考成法，是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工作指標層層落實，完不成輕則罷官，重則坐牢，令各級官員威風喪膽。

    在很長時間里，這種明代的打考勤，發(fā)揮了極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員的工作效率，是張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張先生并不知道，這種考成法，有一個十分嚴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規(guī)定，戶部今年要收一百萬兩稅銀，分配到浙江，是三十萬，這事就會下派給戶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監(jiān)督執(zhí)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會督促浙江巡撫辦理。巡撫大人就會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齊。

    浙江布政使當然不會閑著，立馬召集各級知府，限期收齊。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級知縣，限期收齊。

    知縣大人雖然官小，也不會自己動手，回衙門召集衙役，限期收齊。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們就沒辦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門收稅。

    明朝成立以來，大致都是這么個辦法，就管理學而言，還算比較合理，搞了兩百多年，也沒出什么大問題。

    考成法一出來，事情就麻煩了。

    原先中央下達命令，地方執(zhí)行，就算執(zhí)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災(zāi)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齊，不要緊，政策靈活掌握，明年努力，接著好好干。

    考成法執(zhí)行后，就不行了，給多少任務(wù)，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兩自己補上，補不上就下課受罰。

    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齊，連累知縣，知縣收不齊，連累知府，知府又連累布政使，一層層追究責任，大家同坐一條船，出了事誰也跑不掉。

    與其自下而上垮臺，不如自上而下壓臺。隨著一聲令下，各級官吏紛紛動員起來，不問理由，不問借口，必須完成任務(wù)。

    于是順序又翻了過來，布政使壓知府，知府壓知縣，知縣壓衙役，衙役……，就只能壓老百姓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上級壓下級，下級壓百姓。一般年景，也還能對付過去，要遇上個災(zāi)荒，那就慘了，衙役還是照樣上門，說家里遭災(zāi)，他點頭，說家里死人，他還點頭，點完頭該交還得交。揭不開鍋也好，全家死絕也罷，收不上來官就沒了，你說我收不收？

    以上還算例行公事，到后來，事情越發(fā)惡劣。

    由于考成法業(yè)績和官位掛鉤，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評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許多地方官員開始報虛數(shù)，狗不拉屎的窮鄉(xiāng)僻壤，也敢往大了報，反正自己也不吃虧。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報了就得拿錢。于是挨家挨戶地收，收不上來就逼，逼不出來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個嚴重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些人離開家鄉(xiāng)，四處游蕩，沒有戶籍，沒有住所，也不辦暫住證，經(jīng)常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jié)。

    到萬歷中期，流民數(shù)量已經(jīng)十分驚人。連當時的北京市郊，都盤踞著大量流民。而且這幫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實巴交的農(nóng)民，偷個盜搶個劫之類的，都是家常便飯。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來掃一次，十分難辦。

    而這些情況，是張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時行毅然廢除了考成法，并開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種，社會矛盾得以大大緩解。

    廢除考成法，是申時行執(zhí)政的一次重要抉擇。雖然是改革，卻不用怎么費力，畢竟張居正是死人兼廢人，沒人幫他出頭，他的條令不廢白不廢。

    但下一次，就沒這么便宜的事了。

    萬歷十八年（1590），總兵李聯(lián)芳帶兵在邊界巡視的時候，遭遇埋伏，全軍覆滅。下黑手的，是蒙古韃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鬧大了，因為李聯(lián)芳是明軍高級將領(lǐng)，韃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對明朝政府的嚴重挑釁。所以消息傳來，大臣們個個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這幫無事生非的家伙。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還手，當縮頭烏龜，怎么也說不過去。而且這事鬧得皇帝都知道了，連他都覺得沒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發(fā)話，群眾支持，戰(zhàn)爭已是勢在必行，然而此時，申時行站了出來，對皇帝說：

    “不能打。”

    在中國歷史上，但凡國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殺了，朝廷總就是群情激奮，人人喊打，看上去個個都是民族英雄，正義化身，然而其中別有奧秘：

    臨戰(zhàn)之時，國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動。在這個時候，跟著激動一把，可謂是毫無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還能落個名聲，何樂而不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脫離群眾，群眾就會把你踩死。

    所以主戰(zhàn)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時行，就是一個勇敢的人。事實證明，他的主張十分正確。

    因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韃靼的順義王。

    順義王，是當年明朝給俺答的封號，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繼任者。但此人即不順，也不義，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對外擴張，還打算聯(lián)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個蒙古帝國出來和明朝對抗。

    對這號人，打是應(yīng)該的。但普魯士偉大的軍事家克勞塞維茨說過，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打仗說穿了，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對方聽話，如果有別的方法能達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時行找到了這個方法。

    他敏銳地發(fā)現(xiàn)，扯立克雖然是順義王，但其屬下卻并非鐵板一塊。

    由各個部落組成，各有各的主張，大多數(shù)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壓根不想打仗，如果貿(mào)然開戰(zhàn)，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實在是得不償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時行反對。

    當然，以申時行的水平，公開反對這種事，他是不會干的。夜深人靜，獨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萬歷接到奏疏，認可了申時行的意見，同意暫不動兵，并命令他全權(quán)處理此事。

    消息傳開，一片嘩然，但皇帝說不打，誰也沒辦法找皇帝算帳。

    申時行先生也是一臉無辜：我雖是朝廷首輔，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沒辦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這事還沒完。申時行隨即下令兵部尚書鄭洛，在邊界集結(jié)重兵，也不大舉進攻，每天就在那里蹲著。別的部落都不管，專打扯立克，而且還專挑他的運輸車隊下手，搶了就跑。

    這種打法毫無成本，且收益率極高，明軍樂此不疲，扯立克卻是叫苦不迭，實在撐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遠遠的，就這樣，不用大動干戈，不費一兵一卒，申時行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恢復(fù)了邊境的和平。

    雖然張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復(fù)雜，幫派林立，申時行卻憑借著無人能敵的“混功”，應(yīng)對自如，游刃有余。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還無私地幫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萬歷。

    自從登基以來，萬歷一直在忙兩件事，一是處理政務(wù)，二是搞臭張居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

    因為張居正實在太牛了，當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實際如此），名氣比皇帝還大，雖然人死了，茶還燙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張居正，就搞不好政務(wù)。

    但要干這件事，自己是無從動手的，必須找打手，萬歷很快發(fā)現(xiàn)，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張居正時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現(xiàn)在萬歷決定，開閘，放狗。

    事實上，這幫人的表現(xiàn)確實不錯，如江東之、李植、羊可立等人，雖說下場不怎么樣，但至少在工作期間，都盡到了狗的本分。

    看見張居正被窮追猛打，萬歷很高興，看見申時行被牽連，萬歷也不悲傷，因為在他看來，這不過是輕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師也好，免得他當首輔太久，再犯前任（張居正）的錯誤。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揮自若，是因為他認定，這些人將永遠聽從他的調(diào)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個多么可怕的錯誤。因為就罵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頭罵街大媽，只有一個區(qū)別：大媽是業(yè)余的，言官大臣是職業(yè)的。

    大媽罵完街后，還得回家洗衣做飯，言官大臣罵完這個，就會罵下一個。所以，當他們足夠壯大之后，攻擊的矛頭將不再是死去的張居正，或是活著的申時行，而是至高無上的皇帝。

    對言官和大臣們而言，萬歷確實有被罵的理由。

    自從萬歷十五年（1587）起，萬歷就不怎么上朝了，經(jīng)常是“偶有微疾”，開始還真是“偶有”，后來就變成常有，“微疾”也逐漸變成“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總而言之，大臣們是越來越少見到他了。

    必須說明的是，萬歷是不上朝，卻并非不上班，事情還是要辦，就好比說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單位，改在家里辦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見幾個人外，也沒什么不同，后世一說到這位仁兄，總是什么幾十年不干活之類，這要么是無意的誤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國當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風險也大，屁股上坐的那個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個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懷疑主義者，見誰懷疑誰，今天這里搞陰謀，明天那里鬧叛亂，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懸，幾天不看公文，沒準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萬歷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他是一個權(quán)力欲望極強，工于心計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實，卻無人察覺背后隱藏的奧秘：

    在他之前，有許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費盡心力，日子過得極其辛苦，卻依然是腦袋不保，而他幾十年不上朝，誰都不見，卻依然能夠控制群臣，你說這人厲不厲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這些的，在他們的世界觀里，皇帝不但要辦事，還要上班，哪怕屁事沒有，你也得坐在那，這才叫皇帝。

    萬歷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現(xiàn)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們不干的表現(xiàn)就是不斷上奏疏。此后的幾十年里，他們一直在干同樣的事情。

    萬歷十四年（1586）十月，這場長達三十余年的戰(zhàn)爭正式拉開序幕。

    當時的萬歷，基本上還屬于上朝族，只是偶爾罷工而已，就這樣，也沒躲過去。

    第一個上書的，是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按說第一個不該是他，因為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級別又低，平時也不和皇帝見面。

    但這一切并不妨礙他上書提意見，他之所以不滿，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盧洪春是一個很負責的人，發(fā)現(xiàn)皇帝不怎么來太廟，又聽說近期經(jīng)常消極怠工，便上書希望皇帝改正。

    本來是個挺正常的事，卻被他搞得不正常。因為這位盧先生除了研究禮儀外，還學過醫(yī)，有學問在身上，不顯實在對不起自己，于是發(fā)揮專業(yè)特長，寫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覽。

    第二天，申時行奉命去見萬歷，剛進去，就聽到了這樣的一句話：

    “盧洪春這廝！肆言惑眾，沽名訕上，好生狂妄！著錦衣衛(wèi)拿在午門前，著實打六十棍！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

    以上言辭，系萬歷同志之原話，并無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這廝兩個字就誕生了，在明代的許多小說話本中，也頻頻出現(xiàn)，其意思依照現(xiàn)場情況，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從這家伙、這小子、到這混蛋，這王八蛋，不一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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