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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歷六年，中原出了一件此時看上去不過尋常，對今后影響卻極為重要的事。

    辦完父親喪事回返朝中的張居正返鄉來去一途挨盡了旁人戳脊梁骨痛罵不忠不孝貪戀權勢，回到京師又做出一個會遭受更多罵名的決策。

    在北直隸、南直隸、山東、浙江四省設立官辦工匠學堂，由工部直接管轄，學科分織造的棉紡毛紡帆布、作谷的釀酒制曲榨油制鹽與制茶、日用的服裝百貨造紙印刷、匠器的工具制作與建材磚瓦，最后還有造船修船木煤火油等燃料學科。

    工匠學堂在明朝已經不是新東西了，由熟悉分科教學的官員制定規則也不奇怪，唯獨張居正一條命令讓整個大運河風聲鶴唳。

    四大官辦學堂不面向天下吏民招生，這個時代任何國家的基本盤都是農業，尤其像明朝這樣的大國，一旦農戶都放下鋤頭做別的，亡國有日。

    三成學員準各地軍匠民匠入學，余下七成只準運河上的漕戶子弟進學。

    四省官辦匠人學堂牛氣哄哄，一年四省合計招生三千二百學員，學制四年，官府只給學堂場地，每名學員一年交學費白銀三兩，多交三兩才在學堂管吃。

    住宿基本上也是學員自理了，學堂給地，但從學堂、食堂到宿舍，全部都是這些交了銀子來上學的學員自己出工出力，每個學堂先蓋起來的都是磚瓦窯和小棚屋。

    所幸工部的心沒有太黑，磚土由各省布政司調撥，沒再讓學員花錢。

    待遇如此之差，結果不言而喻，招生告示從北京印刷，順著運河發到每一個漕長手中，由漕長向漕戶宣讀，三個月后四省學堂哪個都沒招夠學員。

    南直隸僅招到一百單八人，被人稱作梁山學堂，成了萬歷六年最大的笑話。

    朝野只有少之又少的人對張居正這一行為有所揣度——朝廷以海運代漕運的事，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真正的現實。

    誰都知道海運的成本比漕運低得多，但一來漕運在數百年以來與商業、軍事相聯系，成為極大的產業，影響甚多；二來漕運從業人口超過十萬，再算上他們的家人足有百萬漕民指著這個活兒吃飯。

    這是解決不了的問題，上百萬人的生計，這些人一沒土地二沒手藝，就算想去當兵都沒有軍隊收——這年頭從戚繼光、俞大猷始，募兵都講究個非良家子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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