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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歷九年，太谷、遼州、太原、保德、大同、定襄、靈邱、清源的瘟疫被遏制，卻又已蔓延至陽曲、交城、代州、平定、長治。

    過去波及雖廣，但那些瘟疫人們都見過，醫生也有治療手段，但萬歷十年遇上了大旱災，兩種不同病癥降臨。

    首先是被塞外撤回傷兵帶回的大頭瘟，其實就是鼠疫，關內遭逢大旱塞外更是大旱，從通州開始，蔓延京師；隨后是去歲跟著陳實功一起在天津北洋下船的旗軍、商賈中有人感染另一種瘟疫，百姓普遍認為這種瘟疫是由于久旱帶來的瘟疫，京師的醫師經臨床診斷判斷這種病癥初起寒熱痙攣、次變黃斑、狂躁，多有病死者。

    經陳實功辨認，這種病是他們的商人從南亞帶回來的，為原住民高發的瘟疫，被東洋軍府定名為黃熱瘟，是不怕天花的旗軍最高級別預防瘟疫，它致死率不高，但傳染性強，極其影響戰斗力。

    萬歷親筆將這些歷年瘟疫報告總結起來，深感肩上責任之重。

    每一次瘟疫，在朝廷公文占比實際很小，通常在報到他案頭時只在占一句話。

    受限于過去信息傳遞速度，同樣是災害，水災、旱災，在地方大員匯報給朝廷的公文中占比較大，風災、瘟疫則相對更少，因為瘟疫報到朝廷再發回去，基本上就過去了。

    事實上中原王朝自古以來與瘟疫對抗的戰爭一直在持續，這甚至就是中原王朝官僚系統的主要作用，對抵御瘟疫有足夠的先例與預案。

    帝王從漢代的文帝、元帝、成帝、桓帝都因瘟疫下自責詔書，命官員減少吃喝玩樂、削減馬匹坐騎用于賑濟感染瘟疫的災民，漢平帝為對付天花，是第一個下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以隔離手段治療瘟疫掐斷傳染，同樣用于隔離的‘病遷坊’也出現在漢代，到唐代叫‘病人坊’。

    宋代發生瘟疫，由地方衙門組織醫生義診、診金由衙門支付，所有派往邊塞將官皆需攜隨行醫官，預防軍中疾病。

    甚至包括歷朝歷代盛世修典的習慣，醫書始終位列其間。

    一切的技術也好、科學也罷，都是由需求推動的。

    見到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乃人之常情。

    地方官府對瘟疫有良好的解決手段，也正因如此，其在公文占比較小、不易受人重視，一旦重視，為時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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