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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就連艾蘭王國，明軍花了四年時間都還沒完全光復。

    可是普利縣？

    普利縣對不同的人，耗費的精力與時間是不同的，也許對知縣曹道長而言是一個月治愈城中瘟疫；對王進忠來說是兩月堅守的艱難時光。

    對李禹西來說是漂泊近月的心潮澎湃。

    對指揮使應明而言，是城下大營列陣而戰的一個下午。

    就僅僅花了一個下午，他將浩蕩軍陣打得無絲毫還手之力，三面潰散十方震動——一切來的太簡單。

    雙方在思想、文化、軍事、經濟上都有這么大的差異，強塞在這一座小小的城里生活，又怎么會沒有矛盾？

    這早在鬧瘟疫時就有所體現，曹長青帶人忙著自救、忙著救人，城里新教修士忙著帶信中禱告，后面疫情嚴重了自暴自棄，說世界末日來了，并堅定地認為疾病是從西班牙傳過來的，如果瘟疫過去一定要組織軍隊讓他們好看。

    在大明人眼里這不是傻雕是什么？

    腦回路的區別在國際交往中最可怕，因為人看到的一切都是錯的，因而做出的思考、決策也都是錯上加錯。

    比方說普利城土著認為關系在大明是不管用的東西。

    城里稅官的兒子通過牧野老營的一個甲長，這個甲長甚至不是個大明人，但他能接觸到把總宋揚安排管理街坊的家丁，因而給這位鼻子中間穿孔塞了一截獸骨的牧野甲長送了一面奧斯曼掛毯，希望能讓父親重新得到稅官的官職。

    在他的腦海里，一張奧斯曼掛毯有非凡的價值，可甲長不但把東西退回來，還分外看不起他，向別的牧野兵追問后才勉強得到一個答案：大明有大明的律法。

    其實是這么回事么？是也不是。

    對甲長而言奧斯曼的掛毯并不如自己的北亞披毯好，這東西的確有些價值，但對即將并入東洋軍府官軍序列的牧野營而言想要弄到一張，不費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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