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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孩子的相繼離世讓我對人生變得有些麻木。我依舊還是眾人眼中的那個曹沐夕，盡管，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感到羞愧和后悔，可我依舊特立獨行。

    我依舊會覺得，天公不作美，那便是老天欠我一個有關于人道的解釋。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老天是個很頑皮的人，他不喜歡有人和他玩游戲講條件，更不喜歡有人追著他的屁股后面去索要答案。他所謂的答案，全部都在時光的斷層里，走過去，才可以揭曉。

    在我要重振旗鼓重新面對這個世界時，流產之后的例行回檢，卻被大夫要求做個全身檢查。結果，檢查出來胃部發現了腫瘤，保險起見需要切除。

    我特別的淡定，并在瞞著Arauy的情況之下，私自以旅游為借口去了另外的一個城市做了手術。

    手術蘇醒之后的自己，感覺又活了過來。

    朋友在幫我寫這段時曾問我：“你為什么不將自己第2個孩子離世時的悲痛著重描寫一下？當時的我站在河邊的欄桿旁，回頭看她：”寫什么？寫我要死要活的，最后活過來了？還是寫我的人生多么可憐？最后還是要努力生活？人在不同的年齡，對事物和人文的感受是不同的。33歲的自己，想必對這個世界有著更多的話要說，但卻沒有了去討說法的精氣神兒。我的人生就是一筆糊涂賬。走過歲月的來路之后，我方才清醒，我要為這個世界上所有愛我的人好好活，為的，是讓那些庸人知道，我在向她們靠攏，我已經忘掉了仇恨。”

    住院期間的我一直時不時地給曹歌還有Arauy發照片，而那些照片都是在沒有手術之前我拍的。照片中的自己笑得非常燦爛。躺在病床上恢復期間，有時候自己看著照片中的自己都能笑出聲。

    時間究竟給了照片里的這個女人什么東西？而她，又回饋給了她生命當中那些匆忙庸人一些什么？雖說人與人之間并不是等價交換的，但是我想，我的所作所為，從此以后，便已經和理所應當這四個字絕緣了。我欠那些庸人的一句安好，在我33歲那年青春之前，基本上，都已經畫上了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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