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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間》的劇情主要講述的是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青少年時期生活。

    這段時期他為了生活，只能一邊與外祖母賣野果糊口，一邊當繪圖師的學徒、洗碗工、圣像作坊的工人等。

    應該是詳細查閱過資料，外加采風時做過這些工作，北川老師筆下的那個時代惟妙惟肖，風俗人情和典型特征都非常動人”

    談論起《在人間》，伊戈爾就有些止不住話匣子，贊美的話語一句接著一句，宛如滔滔洪水般連綿不絕。

    “那不是好事么？這種嚴謹而認真的創作行為更值得表彰和提倡啊，讓我們的文學家們向他學習難道不好嗎？”

    弗拉基米爾越聽越迷糊。

    既然這那么好，為什么還可能沒法在《新世界》上見刊？

    “問題是，里有非常多的劇情聚焦在當時底層人民生活的嚴峻和黑暗上。

    第一部《童年》，故事主要發生在外祖父的小作坊和家中，是以小見大的群像式寫法，雖然有意無意書寫著農奴制度改革時期底層民眾的生活艱苦，但至少沒有多少正面描寫。

    第二部《在人間》完全不同。

    北川老師把故事的舞臺設置在人來人往的下諾夫哥羅德，阿廖沙在這個‘人間’里遇見了形形色色的人，也看到了許許多多的‘不平事’。

    我能感受到，北川老師字里行間都在批判沙皇專制制度”

    沙皇專制制度，是指莫斯科公國一種形式的獨裁，在這個政治體系下，所有的權力和財富分布被沙皇一個人所控制，類似隔壁的封建制度。

    但與隔壁不同的是，即便這個制度早已被推翻和取代，可沙俄國內還一直存在著大量支持它的擁躉。

    這批人以舊時代的保守主義者、沙俄貴族、親隔壁反美者為核心，在沙俄各界的影響力極大。

    沙皇專制制度的核心是沙皇本人，具有絕對的權威，享有無限制立法、司法、行政權力，他也被認為是所有臣民的父親。

    此外與西歐不同，沙俄沒有政教爭權問題，這也是那些支持者堅定認為西方政權體系不適合沙俄的最主要原因。

    它的主要倡導者和理論家還包括世界級文學家杜思妥耶夫斯基、尼古拉·卡拉姆津、阿克薩科夫等。

    這些文學界的先賢早已離世，但他們的傳人和后人還活躍在沙俄文學界。

    《在人間》如此明確地指出這個問題，并毫不避諱的進行批判，勢必會引起這些人的大肆反對。

    《新世界》背靠的沙俄財團里有不少這個制度的擁躉和受益者，和它相關聯的文人集團也基本傳承自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們。

    《童年》里有這個問題，但問題不大，大家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沒人會和金錢過不去。

    可《在人間》直接把問題擺在臺面上說，外加瑞典文學院的那次公開課，北川秀又直截了當抨擊了另一大西方勢力“白左群體”。

    伊戈爾是真擔心稿子會被《新世界》扣下來，或者干脆進行大幅度修改后再發。

    “北川老師希望我能繼續翻譯，還把自己的手稿寄給了我。

    這是因為他足夠信任我，那我也得肩負起這個責任才對。”

    伊戈爾不讓阿列克謝過早去通知編輯部，只是簡單說了下這個問題，以及他的翻譯難度。

    在弗拉基米爾這兒，他才原原本本把問題的嚴重性給說了一遍。

    “聽你這么說，我甚至覺得最符合出版資格的《現代人》可能也接不了這個燙手山芋。”

    弗拉基米爾面色凝重，明白了伊戈爾的顧慮和擔憂。

    至于對方為什么會找上自己。

    因為他恰好是實權人物里最有可能幫到這本書，也最有立場和理由幫忙的那個。

    弗拉基米爾和大多數的沙俄權貴不同。

    他出身于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母親是名工廠女工，父親則在海軍服役過。

    初高中時期，他的理科成績很一般，但文學和政治成績非常好，這也是他非常熱愛文學的原因。

    從特工轉型為政客后，弗拉基米爾一手打掉了多個沙俄寡頭，將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們一個個送進了監獄。

    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的同時干這些利民利國的事，全賴他有過類似阿廖沙的童年、青少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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