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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在世宗中期，張居正還只是翰林院的一個編修，就痛感國運的土崩魚爛，朝廷中的官員庸多賢少，于是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非得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彌天下之患。”張居正的宰輔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當他還是一個青巾學子的時候，便想成為當世的伊呂。不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而是扎扎實實地做準備。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于得到首輔徐階的賞識，張居正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而參贊入閣。他的這一地位類似于今日的國務院副總理，這一年，張居正四十二歲。幸運的大門總是為有準備的人而洞開。歷代的內閣，都是權力斗爭最為激烈的地方，一是與皇權的磨擦，二是閣臣之間的斗爭，很少有人能在那樞機之地呆得長久。就是能夠呆在里頭，也極難有所作為。但張居正卻是一個特例。從他入閣到去世，他一共在內閣呆了十六年，六年次輔，十年首輔。其間無倫發生了什么樣的政權嬗變，人事代謝，他都固安其位，巍然不動。不言施政，單從為官的角度看，張居正無疑也是最優秀的。

    張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強兵，國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飽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饑寒起盜心”的明代中晚期，這理想簡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張居正明知不可為而為，從未放棄自己的渴求與夢想。隆慶元年，他入閣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過一道《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張。這是張居正經過長期思考而精心寫出的一份相當完備的改革文件。自商鞅以降，漫長的封建時代曾發生過幾次影響深遠的改革，但沒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陳六事疏》這樣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沒有，此后也沒有。遺憾的是，穆宗缺乏從根本上改變朝局扭轉頹敗的勇氣。他只是對《陳六事疏》說了幾句贊揚的話，在西苑搞了一次閱兵，僅此而已。經過這一次試探，張居正知道時機并未成熟。他仍隱忍地呆在內閣，在保全自己權位的前提下，做一些于社稷蒼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為太子的老師，隨著太子朱翊鈞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當上了首輔。萬歷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時才正始拉開。

    按照人們通常的說法，一個人在副職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驟膺大任，很難擺脫“小媳婦”的心態，缺乏總攬全局的才能與朝綱獨斷的勇氣。用這一觀點來衡量張居正，顯然不合適。他從翰林院的編修干起，到國子監司業（相當于國立大學的教務長），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師）以及入閣為次輔，他做過的官，不是無關國計民生的文職，就是與大辦事員無異的副手。叱咤風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干過。這種出身，很容易書生意氣。但張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那種“磊落偉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兩京不到三萬名的官員，被他裁掉七千人。僅這一舉動，就令天下士林為之側目。并因此被人指斥“與天下讀書人為敵”。面對洶涌而來的道德的責難，張居正不為所動。為了改革，他說過“雖萬箭攢體，亦不足畏”的話，沒有這種敢于擔當的勇氣，則他所領導的改革，不可能實現歷史的飛躍。

    四

    后世對萬歷新政的評價，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對萬歷新政的倡導者張居正，卻頗多攻訐之詞。細究其因，是因為張居正的改革得罪了兩部份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權為代表的勢豪大戶，二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清流。

    孟子說過：“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其實，自商鞅至康有為，封建時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都是拿勢豪大戶開刀。舉凡江山易主之后，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產生痼疾。所謂太平盛世，就是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達到了某種平衡。士農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簡。在這種和平的環境里，耽于享樂的人群愈來愈多，于是，攫取財富的貪欲也越來越強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權柄的人總是能夠通過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占有本不該屬于他們的財富。政治家的責任，就是通過他們的領導才能，使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專制的情況下，這樣的政治家并不多見。

    張居正懷著安邦濟世之心，一心想救贖飽受苦難折磨的黎民百姓。當上首輔之前，他曾說過“長安棋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釁，則不可勝諱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對貪婪的豪強集團不加抑制，則膽小怕事的百姓都會成為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歷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都是豪強集團與弱勢群體產生尖銳對立的情況下發生的。張居正推行的萬歷新政，一系列舉措諸如裁汰庸官、整頓驛遞、減少生員、清丈田畝、一條鞭法等等，都在極大程度上吁解了老百姓的困苦，當然，也把勢豪大戶得罪得干凈。

    關于第二點，張居正得罪清流的問題，至今，仍有人認為這是張居正不可饒恕的罪過。在古代，“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中國的讀書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條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題名后做官。張居正也是憑著這條途徑而逐步攀上權力巔峰的。但他一直對官場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談相尚的陋習深惡痛絕。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年同鄉莫不歡欣鼓舞。認為升官的機會到了。可是半年時間之后，他們便深感失望。張居正并不任人為親，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一個是他的同科進士，時任湖北巡撫的汪道昆。他的確憑著張居正的關系，從地方的撫臺升任為兵部左侍郎。張居正讓他去薊鎮巡視邊防。每到一處，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會當地的文人，吟詩作賦，極盡風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給皇上的巡邊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則美矣，卻對薊鎮邊防的情況語焉不詳。張居正看了很生氣，在奏疏上批了八個字：“芝蘭當道 ，不得不除！”意思很明顯，你即便是一株美麗的芝草蘭花，卻因為長錯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來行走車馬的，而非園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縣老家，當了一名真正的吟風弄月的詩人。另一個例子是，仍為張居正同科進士的王世貞，他本想依靠張居正的關系謀求升官，但張居正覺得這位同年雖是名滿天下的詩壇領袖，但并不具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絕讓他擔任要職。王世貞因此記恨在心，他在晚年寫了一部“嘉靖以來首輔傳”，對張居正褒少貶多。他說“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取下”。在張居正同時代中，除了這部書，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寫的《病榻遺言》，也是對他多有中傷。

    重用循吏而疏遠清流，這是張居正的一貫主張，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這一點，他得罪了讀書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強集團，對張居正橫加指斥，大肆撻伐。這不是張居正的可悲，而是民族的可悲。黎東方先生的一段話，道出了個中奧妙：“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在明朝，是一個只講私情，不講國法的社會。誰要執法嚴明，誰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機會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丟官的丟了官，說人情的說不到人情，借錢的借不到錢——如何不恨？恨張居正的人，實在太多了。”

    五

    張居正死于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歲。 在他之前的一連五位首輔，沒有一位死在任上。張居正真正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對朱明王朝來講，是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失。但是，直接從張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實惠的萬歷皇帝朱翊鈞，卻并不這樣認為。張居正出任首輔時，朱翊鈞才十歲。一應國家大事，全憑張居正作主。張居正的角色，類似于攝政王。隨著朱翊鈞逐漸長大，特別是十六歲大婚之后，親政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加之他生性喜愛錢財，為花錢的事，屢屢與張居正發生齟齬。久而久之，他由當年對張居正的言聽計從變為內心厭惡。張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鈞即開始了對他的清算。家產被抄，爵秩盡奪，家人死的死，謫的謫。朱翊鈞本還想開棺戳尸，在眾多大臣的力諫之下，才罷止了這個念頭。自此，人亡政息，

    僅僅兩年時間，萬歷新政帶來的中興之象，便消失凈盡了。好貨的朱翊鈞，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開始了橫征暴斂，國事越發地縻爛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幾年，內憂外患一直沒有停止。朱明王朝，終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徹底地崩潰了。

    張居正死后的數百年，圍繞他展開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每遇國難之時，總有睿智之士感嘆“世上已無張居正”；而遇太平順境，便有人站出來替皇權講話，斥張居正是“威福自專”的權臣。平心而論，張居正是愛權力，有獨操權柄的嗜好。但更應該看到，他決不是那種以權謀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確確實實為國家，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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