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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端這人話不多，時常有些囫圇，但一旦清醒起來，看問題往往入木三分。

    奏折中明確指出，高征稅這種劫富濟貧的做法，弊大于利。

    楊延定的初衷是遏制豪商大賈，雖然每年的盈利有一半上繳了國庫。

    但一年賺了上百萬塊，上繳三十萬還是五十萬，差別并不大。

    但一年賺萬把塊，上繳一千塊還是三千塊，差別可就大了。

    這是一個量變引起質變的問題。

    就比如一個月賺五千和一個月賺八千，看似只多了三千塊錢，但城市生活成本得花五千。

    也就是說，賺五千的人月月光，賺八千的人可以存下三千來。

    幾年之后，賺五千的人還是賺五千，而且生怕被辭退。

    而賺八千的人，存了點錢，可以做些小生意，不用活得那么戰戰兢兢。

    國庫指著這些每年繳三五十萬的人養活醫保司和義務教育司以及基建司，所以對這些豪商巨賈有許多優惠政策，生怕他倒了，從而影響國庫收入。

    但實際上高征稅收入的大頭，還是來自那些一年繳納兩三千塊的人。

    這些人繳納了高稅賦，必然影響經營。況頭頂上有豪商大賈，想要擴大規模本就困難，如此一來，便斷絕了擴大的希望。

    做來做去，錢全部歸了國庫，那還有什么勁？

    不如干脆解散了作坊和工場，去給豪商大賈打工。

    雖然收益少一些，卻也免卻了風險。

    先前積累的盈利，存在銀行備不時之需，安安穩穩過一輩子也就夠了。

    長此以往，國內的工場商行經營，必然被幾家豪商巨賈壟斷，如此對于社稷來說，是個巨大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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