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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為了投其所好，王靜輝也分別向司馬光和王安石提出進一步減免天下稅務，以便求得大宋內部人心的穩定。王靜輝在信中向司馬光和王安石詳細的解釋了個人所得稅的意義，而且也明確的表示個人所得稅地征收對象是針對那些收入遠在大宋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那一小部分人，并且他也非常明確的反對將這種新的稅法應用到普通百姓身上——在后世的時候王靜輝盡管并不是很清楚這種稅法地具體情況。但卻知道這種稅法在實施的過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初衷，國家個人所得稅地收稅對象主要是中層收入人群，而至于原本稅法收稅的對象高收入人群卻沒有多大效果。

    司馬光和王安石很快便給予了回信，在這兩封回信當中王靜輝不得不佩服這兩個老牌政治家的頭腦，他們對個人所得稅法案還是非常感興趣的。尤其是司馬光更是如此，不過他們也提出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直指個人所得稅法中實施的困難——無法確定那些人是該繳稅的。哪些人是不該繳稅……

    就這么一個問題就把王靜輝看得目瞪口呆，的確他想得確實是太簡單了些，不過從這兩位大佬回信的口氣上來看他們對這種新地稅法還是非常感興趣的，只要能夠他們在信中所提到的問題提出一個相對比較完美的解決方案，獲得了他們的支持還是非常容易的。

    在回信中王安石和司馬光對繼續減稅的答復稍微有些出入——司馬光最是贊同減稅，而王安石對此有些顧慮，至于減稅到底是減的那些稅收兩人的答復也不盡相同。王靜輝從這兩封信中可以看得出這兩個黨派領袖對與減稅在心中還是非常有想法的。王靜輝對減稅地內容早就有所盤算——中國到底還是個農業國，就是在千年以后也是如此，畢竟中國地域廣博人口眾多。再加上現在可沒有什么機器重工業這么一說，所以目前注定是要劃歸到農業國地行列之中的。

    減稅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社會的平穩狀態，對于一個農業人口占到絕大多數的國家來說，王靜輝毫無疑問把減稅地目光放在了農民身上，不過這樣的減稅利益也不能白白便宜了地主，否則減稅地目的就無法達到。這就要求在實施減稅的過程中要作出明文的規定，對地主的地租有一個硬性的規定，這樣一來地主和農民也都獲得了相應的好處，至少不會因為稅率過高逼得農民造反。

    王靜輝在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回信中把自己對減稅的看法詳細說明了一番，并且也對所謂的個人所得稅的繳納標準提出了一個建議——家有農田三百頃以上或是有商行年賦稅在八千貫以上者為征收個人所得稅的人群。并且王靜輝還對這兩條分開來進行劃分收稅標準。農田三百頃以上者繳納稅率是三成。而靠商業或作坊得利者則繳納兩成王——這樣的繳稅水平可以適當的刺激家底比較厚實的人將資產向手工業商業轉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土地兼并。

    王靜輝在寫好這兩封信后，對自己所提出的個人所得稅繳納標準也是非常得意，如果能夠靠這個新稅種來對土地兼并加以限制的話，那樣就可以為大宋指明一條出路——中國歷史上的各大王朝到后期滅亡的時候一個比較明顯的標志就是土地兼并嚴重，使得大量農民失去了生活的根本。如果可以的話，在這個標準上再次延伸劃出多個等級——三百頃者稅三成；四百頃者稅三成二；五百頃者稅三成五……依次疊加終究會讓那些手中握有大量農田的地主們因為稅收的壓力而對是否繼續增加手中土地持有量而感到猶豫。

    不過當趙煦幫助蜀國公主研磨謄抄信件的時候，隨意問了一句：“天下若論誰持有土地最多，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比得上先生的，這么一來若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同意促成通過了這條稅法，天下間第一損失最大的便是先生了——無論是按照土地規模還是按照商業和手工作坊的規模來算都是如此！”

    王靜輝聽后一愣，而趙淺予則輕笑出聲，他沒有想到自己想出來的稅法居然是給自己上套子的，不過他倒是并沒有在意：“若是這種稅法能夠發揮我的預想作用，那就是征再重的稅率我也是不怕的，一但土地兼并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必然會威脅到王朝的穩固，相對國家地安危，我一家損失又有什么。大不了我可以將手中的地產分散出去，所獲得的金錢恐怕我十輩子也用不完，這就足矣了！”

    對于王靜輝來說金錢已經對他失去了誘惑的效力，要是放在十年前或者是他來到這個時空之前，看著滿屋子黃燦燦的金條他會興奮地暈過去的話。現在就是給他一座金山也無法勾起他的**。十年過去，他所追求地東西已經遠遠超出了財富的范疇，要不然他也不會直接給大宋提供一千萬貫的戰爭經費而沒有求任何回報了。在這個時空除了皇帝之外沒有人比他更加富有，他所向往的生活也并不是金錢所能夠給予他的。就算有朝一日他身無分文，就憑自己的駙馬都尉的頭銜，大宋皇室還能夠讓他沿街乞討？

    王靜輝脫離了政壇對于他來說是一件好事，他完全可能躲在幕后來憑借自己的影響推動事件的發展。像這次建議朝廷減稅和推出個人所得稅法，這些事情是極為招人恨地，司馬光不怕這些是因為他出于一個大臣是同一陣營內的官員也很難左右王安石的決定。當然首先前提必須是你能夠說明這個倔老頭兒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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