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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了圳深，但是不代表不只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

    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開始搞并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

    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

    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

    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以擔心的。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

    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比如西江省，出了一個華興、一個家樂福，先富帶后富，整個省都發展得很好；比如東廣省，要上幾個臺階。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比如蘇江省等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應該比全國平均速度快。又比如海上城，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海上城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

    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海上城。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從我們自己這些年的經驗來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臺階，是能夠辦得到的。

    我們真正干起來是1980年。81、82、83這三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84年重點轉入城市改革。

    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是84年之后，首先是農村改革帶來許多新的變化，農作物大幅度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廣大農民購買力增加了，不僅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民家庭。農副產品的增加，農村市場的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強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

    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就是這樣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有說服力的發展過程。可以說，這個期間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對于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么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

    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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