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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大明的問題之后，朱祁鈺就可以對癥下藥了。

    但在這之前，還需要把地方的收支問題搞清楚。

    萬歷時期，大明兩京十三省財政收入占比：

    北直隸6.40%，山西13.08%，山西9.34%，四川2.01%，云南0.46%，貴州0.09%，廣西0.70%，廣東2.01%，湖廣4.75%，江西5.15%，福建1.76%，浙江7.09%，南直隸20.41%，河南9.21%，山東17.55%。

    可以看出，稅收的大頭還是在南直隸和山東及山西三省達到51.04%，超過了一半。

    然后是陜西、河南、浙江和北直隸，四省加起來32.04%，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以上七省的財政收入達到了83.08%，占據了絕大部分。

    剩下的云南、四川、貴州、廣西、廣東、湖廣、江西和福建八省加起來只有16.92%，還沒有山東一個省的多。

    由此可見，明朝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

    另外就是山河五省的負擔太重了，特別是陜西和山西。

    明朝的山河五省，也就是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和陜西，稅收的重擔幾乎壓垮了那里的百姓。

    明朝的稅制，本來就對農民極不公平，往往是富不出力，貧多擔稅。

    北方的土地本就不如南方肥沃，軍隊種田的效率自然不高，時間一長，原本可以種植的土地也因為過度耕作而變得貧瘠。

    嚴重的是，由于北方地區與蒙古和后金接壤，這里的軍隊數量特別多，屯田的面積也就大得驚人。

    明朝初年，屯田面積曾達到了近9000萬畝，但百年后的實際耕種面積卻減少了四分之三。

    這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這些地區由于地理位置的關系，成為了防御外敵的前線，軍事開支自然高于其他地區。

    由于長期的戰爭和過度的屯田，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嚴重受限，百姓們的生活水平遠不如江南等地區。

    但即便如此，當朝廷需要征稅時，這些地區的百姓仍舊是首當其沖的對象。

    明朝的百姓生活在何種壓力之下。

    他們既要忍受外敵的侵擾，又要應對內部的榨取，真可謂是外有強敵，內有貪官，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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