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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哲宗趙煦，神宗第六子。即位時10歲，由祖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將王安石的變法盡行廢除。此一時舊黨得勢。

    哲宗死時二十五歲，在位十五年，而司馬光任相只一年，他最大的貢獻除了那部《資治通鑒》之外，就是對后來的徽宗趙佶說過的一些話，這些話的意思是，王安石力行的變法，也并不是一無是處，很多方法是可行的。

    作為舊黨的領袖，司馬光的這些話足以說明，此人很是心胸坦蕩，其實王安石變法之后有些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神宗逝世的元豐八年，國家財政總收入達八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三百（貫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萬八千（貫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萬八千三百（貫石）。

    徽宗即位之時，朝堂之上仍受舊黨把持，如：韓忠彥、蘇頌、章淳等，這些人的勢力不小，且受到文人士子階層的支持，但很快兩方勢力就有了變化，原因是新黨的有些著名大臣的啟用，曾布、張商英等人，又復新法。

    趙佶即位時十九歲，由一手扶起他的向太后臨朝，向太后是舊黨第二個護法神，她再度撤銷新法新制度，恢復原狀。不過她當權只七個月，就臥病不起一命嗚呼了。而后徽宗臨朝，啟用新黨蔡京，新舊黨爭隨之又起。

    蘇彩兒告訴肖明，沈瓶兒的父親沈括就是新黨人物，而他的對手蘇頌則是舊黨先鋒，其實這兩人都是當事的大科學家，蘇頌最大的成就莫過于水運儀象臺，以及他的藥物學著作──《本草圖經》，而蘇頌此人正是蘇彩兒的大伯！蘇弼的親大哥！

    日昌隆在京城最大依仗也正是蘇頌，其門生故舊極多，但東京史家卻是蘇頌的親戚，史文恭是他的表外甥，蘇頌去世之后，京城蘇氏一族皆受史家照顧。這些沾親帶故的關系使得東京史家與日昌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肖明在徐州的一切行動，史家之人全都掌握，由于背后是日昌隆在支持，史文恭判斷肖明一定是日昌隆系統內關鍵人物，遂打著他的名義給蘇弼去信，聲稱肖明建議兩家聯姻，并支持日昌隆開拓北方業務，一同開發一項新的計劃。

    “這個家伙有夠無恥！我逼他退讓徐州鐵礦，他卻誣陷我給你定親！”肖明怒道。

    蘇彩兒道：“其實史家的目標不在鐵礦，也不在我，他們的計劃已經有很久了，現在使用的所有花招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急需日昌隆的財務支持”

    肖明奇道：“他們到底是個什么計劃呢？這么重要？”

    蘇彩兒道：“他們需要巨資開發大的海船！”

    “這是為何？”肖明問道，難怪他奇怪，因為歷史上，宋代的航海技術非常發達，更是遠洋到了非洲海岸，為什么還要開發海船，難道是一種更新的航海技術嗎？

    蘇彩兒為他解釋，原來東京史家一直把持著整個大宋的陶瓷燒造業，由于技術基礎越來越好，除了皇室供奉之外，民間更是供不應求，可是陶瓷這種東西雖是消耗品，但總有時效性，況真正好的瓷器價格卻也不菲。

    當大量的瓷器溜出宋鏡進入遼國、西夏、回鶻等國時，史家人才發現，他們的瓷器竟然是一兩瓷器一兩金的昂貴！尤其在西域等地，價值更高于黃金。他們于是就想將瓷器運往西域等地。

    可是自唐以后，五胡亂華，中國大半的時間處于戰亂，宋代之后國家已經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更由于西夏王朝的建立，更是斷絕了大宋通往西域的道路，不但如此，也斷絕了大宋馬匹的來源。

    史家原想通過古絲綢之路進入西域，但大宋與西夏的幾次交戰，徹底決絕了這條道路，于是就探討其他出路，于是他們瞄上了海運。

    “噢！我明白了”肖明說道，瓷器的運輸非比尋常，海上風浪顛簸更甚，史家一定掌握了一種最好的造船之術，但所需研發的費用巨大，光靠史家自己完全不能支撐，于是想到了日昌隆。

    肖明道：“這倒不失為一種交換的方法，如能全免掌握了陶瓷燒造的方法，倒是可以跟他們合作，到時候自己就可以通過海上的貿易掙得大錢啊”

    蘇彩兒道：“日昌隆也是這個意思，此次我進京便是為此談判，可難度極大，加上史文恭想要連親之事，我自認這次談判會對我們不利，所以找你想想辦法”

    肖明笑道：“辦法我有，但要從長計議，如果我們吞并史家，你認為這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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