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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出現了機會。朝廷決定收拾自晉室南遷之后一直鬧獨立的后蜀政權，桓溫終于有機會擴大自己的聲望和隊伍。朝廷不愿意讓桓溫去打——誰也不愿意掌握著長江上游的軍閥再掌握巴蜀。可是除了桓溫，又沒有別人有勝利的把握，只好硬著頭皮點了頭。桓溫三戰三捷，直接進了成都，滅掉了這個獨立了十幾年的小王國，自己也帶回來一個漂亮的四川姑娘，惹得大老婆醋意大發。這是后話。

    總之，平定了巴蜀之后，桓溫解除了軍事上被兩面夾擊的危險，后方無憂，專心準備起北伐來。但是滅了巴蜀李勢之后桓溫還是讓中央緊張了，入朝輔政的瑯琊王司馬昱開始扶持殷浩對抗桓溫。永和五年，石勒死了，冒出來一堆姓石的皇帝，桓溫很興奮，認為那是一個北伐的好機會。石勒剛死了兩個月，桓溫就出江陵，屯兵安陸，想要拔寨開路。司馬昱好緊張，趕緊命令褚裒從京口拔寨，搶先開路，搶了桓溫的機會。結果褚裒很快失敗了。于是又有了殷浩在永和六年那次搶來的北伐。

    歷來史家在說桓溫北伐這一段的時候，總要說這是桓溫增加自身實力向朝廷相要挾的伎倆。然而，若想要挾朝廷，桓溫大可以如王敦、蘇峻一樣直接打到南京去，何必一次又一次地上書請求北伐，一次次被拒絕的時候鍥而不舍？懂得掉頭轉向是政治家的天賦，若非此事已成執念，必做不可，大可以有其他增加威望、要挾朝廷的辦法。可見，桓溫就是鐵了心要北伐。

    永和年間是東晉少有的和平年代，平定了巴蜀，平定了內亂，北方自顧無暇沒有辦法再南下侵擾。原先以攻為守的北伐計劃漸漸被安逸地享受當下所取代。兵書是最冷門的東西，除了流民帥，大家對軍事都興致缺缺，也難怪殷浩、褚裒一打就輸。在這樣的氛圍下生活，桓溫格外顯得是個異類，別人看他不舒服，他也瞧不上朝里這些人，相看兩生厭。永和十年，桓溫終于被批準北伐。第一次北伐，一直打到西安郊外的灞上，士氣很旺，大得民心。老百姓又是送水又是送飯，簡直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灞上已經在長安郊區，漢人幾百年的古都、大城市長安就在咫尺。是王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的地方，歷來從長安出城，在霸陵告別就是傳統。孟郊也說過，“灞上輕薄行，長安無緩步”。

    但是就在離舊都如此之近的灞上，桓溫停下了。攻打長安不見得能夠打得下來，打得下來也不見得能夠守得住。桓溫決定以江東為基地，打運動戰。以多次小規模戰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就算不能馬上光復，也能起到恐嚇敵人的效果。這是個以弱勝強的好辦法。

    永和十二年，桓溫又一次北伐。這一次打到了洛陽，西晉的首都，江東多少氏族的祖宅故土，中原的軍隊闊別了四十多年的城市。站在洛陽城頭，桓溫看著本該屬于自己的土地此時為胡人所占，不禁憤慨，“神州陸沉，王衍這些人難辭其咎！”這句話讓朝廷里的文化人很不高興——王衍是文化人的代表，盡管他搞砸了西晉，但不能說他不對，說王衍不對，就是說文化人不對。建安時代被軍閥壓制著的文化人此時咸魚翻身，不許當兵的說他們一句空話。

    因而，桓溫此時雖然打了勝仗，但還是郁悶：朝廷不信任他。不僅內政他插不上手，在軍事上，豫州、徐州的管理權也不在他手上。以江南半壁之力北伐本來就是以小搏大的事情，縱覽中國史，沒一個偏安王朝能夠反攻成功。桓溫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同仇敵愾，需要朝廷的支持和坦誠。但是沒一個皇帝敢這么放手一搏：又不是日子過不下去了，至于押上這么大的賭注嗎？

    桓溫的倔脾氣上來，上了一道奏折：奏請還都洛陽。朝廷自然不愿意，誰喜歡把自己往老虎身邊送啊，胡人都是吃人不眨眼的。江南待著多快樂，當年王敦之亂之后，溫嶠他們建議從南京挪一挪窩，挪到其他地方，王導還不同意，何況越過長江走到那么遠的洛陽。

    桓溫也沒指望朝廷能同意，他就是出一口這個離心離德的惡氣：地方我給你們打下來了，也通知讓你們來了，你們不來，可就不關我的事。于是桓溫從洛陽撤軍，既沒有再往長安打，也沒有全軍窩在洛陽，退回江東去了。

    洛陽很快再次陷落。

    桓溫開始明白一件事情：要想北伐成功，除了帶兵之外，他得取得政權。否則任何人在糧草上掐一掐他，在背后使個壞，他就得死無葬身之地。很多將軍都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沒有這個膽量，因為一個拿捏不好就是謀反的帽子扣上來，這可犯了忠君的大忌。但是桓溫不管。

    借著這次北伐的大功勞，桓溫拿到了都督中外諸軍事的職位，雖然他的影響力在豫州和徐州依然不太靈，但是好歹名義上是都歸他管了。下面，桓溫上書，指出了政治上的七條弊病，每一條都一針見血：

    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

    二、戶口凋敝，整個國家的人口還沒有漢末一個大城市多。

    三、辦事拖沓，一件事情辦個十天半個月是常有的事（都跑去開沙龍了，誰干活啊，又不漲工資）。

    四、忠誠、干事勤快的官吏要漲工資（針對第三條的解決辦法）。

    五、褒貶賞罰要公允（不能光看家庭背景，還得看個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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