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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瑯還記得“八三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號：“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

    這么做好不好？就算是三十多年后，很多人都在爭論，有人說“嚴打”踐踏了法律，讓很多無辜的人也遭受了磨難；也有人說“嚴打”打擊了許多違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生活安定，收效明顯。

    總之是各有各的道理。

    在劉瑯看來，“嚴打”勢在必行，沒有“嚴打”，還真的無法遏制社會上越演越烈的刑事案件。

    但社會上出現如此多的刑事案件，究其根本還是在法律不健全的原因，十年浩劫之下，法制的建設根本沒有，人們也不在乎法制，沒有貧富差距的情況下自然無話可說，可一旦有人賺了錢，其他人立刻眼紅起來，對金錢的貪婪加上法制的缺失，別說是中國這種落后國家，就是發達國家，社會必然出現混亂。

    而法律的健全是一個過程，不是一撮而就便能完成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盡快的打擊犯罪，“嚴打”就是唯一的選擇了。

    “嚴打”降臨，每天大街上都有解放卡車載著“罪犯”飛馳而過，劉瑯從父母的嘴里聽到最多的就是誰誰被抓了起來，爺爺也時常告訴家人，尤其是劉瑯的二叔，讓他不要惹事，可以說，在這時候每個家庭都是人人自危，以至于王抗日都跑來了兩次，看看劉家是否惹了麻煩，看到他們無事才放下心來，臨走時還不停囑咐。

    總之一句話，不該做的別做，不該說的別說，有人罵你有人打你不要還口還手，只要告訴民警，自然幫你出氣。

    “嚴打”就如暴風驟雨，將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吹的七零八落，社會秩序也很快恢復過來。

    算起來，“嚴打”對阜城這樣的小城市影響還不算大，畢竟阜城這樣以工業為主的城市“閑散”人員不是很多，一個多月的時間，劉瑯在大街上也只看到有六七十人被“游街示眾”，這意味這整個阜城被槍斃的“罪犯”也就這么多了，跟那些動輒幾百數千被判死刑的大城市是無法相比的。

    別說是首都滬市這樣的大城市了，即使是遼北省的省會沈城，短短幾個月內就抓了近萬人，被判死刑的“罪犯”多達一千多，剩下的人都關進了監獄，一時間沈城的監獄都人滿為患，有些“重刑犯”還直接被送到遙遠的北疆，半輩子都要在無盡的沙漠中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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