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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那一場安史之亂后最大危機，險些導致李唐覆滅的「舉世攻唐」已經三年了，距離令人尊敬、愛戴的太上皇駕崩也已經整整三年了。

    李純曾經發布過詔令，國喪三年。

    然而「三年之喪」的期限不是整三年，或者說整整三十六個月，而是首尾三年，即跨越三年。

    這才有了《禮記·三年問》所說的，「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國喪是禮法，李純也是守孝之人，但是守孝和禮法之外，李純還是一個野心已經被徹底激發，充滿了激進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皇帝。

    國喪確實符合禮法，確實符合孝道，但是對于民生，對于百姓的生計，損害卻著實不小。

    對于急需讓大唐恢復體力的李純來說，國喪是讓自己獲得法理和孝道上獲得認可，但是卻不代表李純會把喪期發揮到極限。

    太上皇李誦駕崩于元和五年的八月，根據李純的詔令，元和七年二月，太上皇的喪期就已經結束，婚嫁宴飲，歡慶娛樂就可以可以重新開始。

    然而，國喪確實結束了，但是后面的發展卻和普通人預期有所不同。

    按道理，國喪結束，酒可以照喝，歌可以照唱，舞可以照跳，但是從長安到關中，從關中到嶺南，從嶺南到遼東，胡姬的舞蹈、歌姬的歌謠、勛貴的宴飲都無法沖刷掉那種彌漫在整個大唐的憂傷和惆悵。

    國喪確實結束了，但是整個大唐依舊沉浸在那種說不出的壓抑之中。

    似乎，所有人的都在等著什么，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著什么，

    直到中秋佳節，當那支在大唐百姓中無敵的大軍再次踏上了朱雀大街。

    先是中秋佳節那場規模超過十萬，規模空前絕后的盛大閱兵式，

    再是闊別長安二十多年的燕國大長公主重返長安，

    再之后，一封浩浩湯湯的討吐蕃檄文，

    最后，則是一場盛大而隆重的長纓軍西征和郭戎登壇拜將的儀式。

    直到長纓軍的將士們邁著堅定的步伐，高唱著「君不見，漢終軍……」西出長安的時候，壓抑了整整三年的長安城，似乎在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之內重獲了新生的時候，所有人才明白他們壓抑著的到底是什么。

    ……………………

    「舉世攻唐」對于大唐來說，是一場危機。

    面對這一場危機，大唐并沒有如同陰謀家和野心者所期望的一樣崩潰，反而使得大唐在危難之中浴火重生，更加的強大，更加的不可戰勝。

    更重要的是，扛過了危機，到了論功行賞的時候，這一場危機卻成為了各方最大的資歷和榮耀。

    御駕親征，為大唐流盡最后一滴血的太上皇，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經近乎神明，將已經被嚴重質疑的李唐皇室重新穩定在了正統的位置，而且不可動搖。

    臨危不亂，度過危機，御駕親征，平定河北的皇帝李純，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威望，皇位穩如泰山。

    以郭戎、李愬、裴植為核心的新禁軍集團，正面擊潰了數以百萬計算的入寇者，成為了大唐的中流砥柱。

    以制侍重臣、制侍會議為核心領導下的大唐

    中樞，朝廷，在整個平亂過程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效率，而制侍會議的成員，要么出身投誠后的關隴勛貴，要么出身世家文官集團，再剩下的則是新禁軍的成員。

    當從文到武，從丘八到皇帝，整個朝廷主流全部成為受益者的時候，關于這場危機的一切自然會被無限度的放大。

    雖然原因不同，目的不同，期望不同，但是在「舉世攻唐」之后，皇帝李純，新禁軍集團，舊勛貴集團，世家文官集團，所有的力量卻在不約而同的將「舉世攻唐」的一切都展示在了所有唐人的面前。

    更是在這些大唐真正權貴的刻意引導之下，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

    那就是「舉世攻唐」同樣是一種屈辱，和曾經的「渭水之盟」，和曾經的「怛羅斯之戰」，和曾經被吐蕃人攻陷長安一樣的屈辱。

    唐人從來不信奉什么以德報怨，也不什么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在實力不濟的時候，或許存在臥薪嘗膽，但是在實力足夠之后，絕對會一拳一拳的將所承受的東西還回去。

    面對突厥人的時候如此，面對薛延陀的時候如此，面對大食人的時候如此，面對吐蕃人的時樣如此。

    而現在，對于引發「舉世攻唐」的存在，唐人的想法依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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