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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從文化層面上來解答，因此曾長久地陷入過苦惱。

    終于在歌德那里獲得了救助。那天我讀他與秘書的談話錄，發現了一件讓我驚異的事情。他本來早已迷醉于那些耶穌會傳教士翻譯的儒家學說，甚至被別人戲稱為“魏瑪的孔夫子”，至少說明他對中國文化并不全然陌生。但是，當他偶爾讀了一個中國的傳奇作品，居然興奮不已，當晚與秘書說了很多話，說終于明白，中國人的情感結構與歐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學”的主張，成為后世比較文學研究者們的一個重要話題。

    當我從朱光潛先生的注釋里知道了他所讀到的那個中國傳奇作品居然是《風月好逑傳》，驚訝變成了震撼。須知這在中國是一個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說明，不管哪一種古代學說都只是一種普遍化的抽象主張，歌德畢竟厲害，從一個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點點感性的亮光，立即領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點”在哪里了。

    不在古典學理的譯介，不在陶瓷、絲綢的喜好，也不在社會數據的把握。這些當然都能幫助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化，卻都讓過了中國文化的鮮活靈魂，那就是中國人的群體心理結構所衍生的個體日常情感行為方式。這既是中國文化的歷史積淀，又是中國文化的創造基座。它給中國文化帶來了血色，因此也隨之帶來了恥辱和尊嚴。

    要讓歐洲人在這一個層面上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責無旁貸的是文學藝術創作，歌德的閱讀經驗已足以說明這一點。

    這個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項耗時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個有關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演講會上發表的，題為《第四座橋》，即盼望中華文化在通達世界的大業中，除了已經架設的經典學理之橋、民俗技藝之橋和傳媒信息之橋這三座橋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藝術創造之橋，來深層次地展現中國人的心靈情感。我還肯定了二十世紀在這一搭建過程中做出過貢獻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國人在這方面與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金像獎的距離和企盼。

    與我一起演講的，還有美國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臺灣的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藝術大師陳瑞獻先生。大家都從不同角度發現了中華文明面臨的機會和問題。聽講者都是從各地趕來的海外華人，那種黑頭發、黃皮膚的宏大聚集，讓人感動。

    時間已經過去好幾年，這次在歐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實現，真讓人歡欣鼓舞。但隨之又看到很多讓人沮喪的現象，一邊是在消除隔膜，一邊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還要進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歷史和現實的麻煩。現在已經明白，這種消除和跨越關及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貿組織是對國內經濟結構的改造。只是文化并不是像世貿組織那樣有一座明確的大門，進進出出全憑兩方面的精神感應。歐洲人能從重重阻礙中感受到我們的好意嗎？這是我一路上不愿開口卻時時在關注的詢問。

    我有很多學生、朋友和讀者已經長久地落戶于歐洲各國，對他們我就開口了。誰知他們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個問題，包括兩個已經遠嫁到歐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幾個孩子，從報紙上看到有關報道后與我通了電話的女學生。

    她們根據道聽途說，在電話里問起我在國內的處境。

    我說，不管國內處境如何，最讓我心中不平的還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難于了解。有時，像賭氣一樣，我想對那些過于傲慢的歐洲人說一句：我們中國人做過很多對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幾乎從來沒有對不起外國人。

    聽我這么說，有一位女學生在電話那頭哽咽了。

    我不知道她聯想到了什么，為了緩和氣氛，講了一個剛剛遇到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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