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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力終究不是商業競爭力能夠決定的，明國對南宋的全方位碾壓與商業競爭力的關系并不大，以南宋的政府組織效率和戰爭動員效率，給他把經濟收入提高十倍，也無法對抗明國。

    它的經濟越好，統治階級的生活就越奢侈，實際國力增長相當有限，人民也不能得到任何好處，生活反而會愈發困苦。

    外貿商業紅利全都落入以趙宋皇室為代表的的上層統治階級的口袋里去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蘇詠霖也是要發展海外商貿的, 這是必須的國策。

    明國不僅需要強大的農業作為基本盤，一定規模的商業也是必須的。

    在科技實力出現實質性進展之前，對外商貿活動是很好的拉動經濟發展、盤活國民經濟的方式。

    南宋能通過這種帝國主導的模式打造出一個虛假繁榮的商業帝國，就足以證明其在一定意義上的先進性和有效性，可以幫助明國改善目前單一的農業導向經濟。

    明國目前是個毫無疑問的農業國。

    蘇詠霖把虛假繁榮統統戳破打倒，廢除苛捐雜稅，勸農勸耕，于是引發了農業回流、逆城市化潮流，使得明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減緩、市民階層萎縮。

    而與此同時，這一波逆城市化潮流帶來的是農業生產的全面恢復和社會生產力的全面恢復，由此帶來了數量極為龐大的財政收入。

    南宋的財政收入總額約在四千八百萬貫，而明國的財政總收入在洪武四年已經達到了五千六百萬貫，恢復十分顯著。

    預計在未來數年之內還將不斷提升，有望在十年之內進入一億貫總收入時代。

    與此同時，糧食總產量也是年年提升，年年增長，產量上升勢頭十分強勁，目前完全看不到頭。

    目前明國農業部門和財政部門還估計，待黃河改道工程勝利完成之后，這波農業生產的上漲趨勢還將迎來一個新的高峰。

    屆時明國的農業生產收入將創造一個南北宋都望塵莫及的新記錄。

    蘇詠霖的革命行動砸碎了農民身上的枷鎖，讓人們回到了自己原本應該處在的位置上進行農業生產，這是符合實際的做法。

    由此帶來了農業生產力的全面恢復，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繁榮。

    然而蘇詠霖也清醒的認識到，這不是什么生產力的跨越式進步，而是在腐敗的政治、殘酷的剝削壓迫之下被壓抑和破壞掉的原本應該具備的農業生產力的恢復。

    中原大地正在恢復它本該有的繁榮與昌盛，而并不是生產力革命。

    若是沉溺于這樣的成就，那么等到這波恢復進程結束之后，農業生產擴大化帶來的蛋糕也就無法繼續擴大了。

    而隨著人口的持續增長，隨著戰后嬰兒潮的出現和持續，最遲四十年，明國必將迎來嚴重到足以影響政權持續的社會危機。

    這和社會意識形態沒有關系，而是純粹的生存危機。

    所以在當前，明國的任務就是要在四十年的窗口期內完成必要的生產力革命，必須要把社會生產力向前推動，不管用什么方式，最好能一只腳踏進工業革命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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