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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起這些，這個中年人有些悲從中來，一度哽咽地說不下去：“他們說我父親疼起來的時候特別受罪，甚至問過康養中心的人，能不能給他干脆安樂死了算了！他實在是太難受了，活下去也沒有什么意義。

    所以他們說，我父親可能是因為那一次實在是太疼了，疼得受不了，按照平時喝酒的量沒有辦法起到效果，所以就又繼續喝，不停的喝，試圖用酒止疼，沒想到疼沒有止住，倒讓自己酒精中毒走了……

    當時我們都很難過，想到父親最后的日子被病痛折磨，但是我們卻沒有能夠天天陪著他，幫他分擔，給他一些支持，這心里面就特別痛苦，加上當時公安局確實也化驗了他血液里面的酒精殘留濃度，達到了酒精中毒的標準。

    我本來是想要申請一下尸檢的，但是家里其他人都不同意，他們說父親走得很痛苦，但是最起碼人是完整的，如果申請尸檢，最后被割了個亂七八糟，到頭來發現還是酒精過敏，那還讓父親走了之后還要再遭一遍罪。

    我那時候本來就有很強烈的愧疚感，被家里人這么一說，就也打了退堂鼓，放棄尸檢了。”

    “那么我能不能問一下，為什么你第一時間是想要主張尸檢的？是發現了什么不對勁兒的地方么？”寧書藝問。

    “嗯，我剛才就說，那時候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來著。”吳全仁的兒子回答，“當時我們趕到康養中心的時候，我父親的遺體他們是沒有進行更進一步處理的，我們趕到之后才給他換上最后一套干凈衣服。

    換衣服的時候，我發現我父親的胳膊上，就是臂彎那個位置，有兩個針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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