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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的故事已經被年輕一代稱為“古”時候的事，有過知青經歷的一代人也不尋求任何理解，因為尋求理解是弱者無可奈何地嘆息，但是，知青的起源、發展，必定成為史學家們不能不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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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下鄉并不是壞事，只少俠大俠同志在下面那幾年，已經洗掉一身戾氣，像迎接奇跡般，接到了國防科委計算所的接收令，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而此時距離他17歲西進西安，已經過去9年。

    這份對命運的遺憾，以及對掌控命運的渴望，恰恰成為他后續帶給聯想諸多決策的最大內因。

    八十年代的北京，“下海”開始成為時髦詞，中關村經歷了一批科研人生的“下海”創業，“兩通兩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的創辦人無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員，越來越多人開始加入創富大潮。

    柳大俠自己在后世的自傳里也說過，“我是40歲創業的，我常想，如果我再晚一點，我50歲的時候趕上，沒準我就不敢創了。”

    天時，地利，人和，時間，成功缺一不可，有些事，真的是要恰到好處才可以。

    新成立的公司，沒有技術和核心產品，空有一腔熱水的柳大俠也無處施展。好在計算所給這家新公司輸送了一位關鍵人物、業內知名的技術強人：倪大俠！

    他發明的聯想漢卡，讓聯想（當時還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后因聯想漢卡大賣而改名“聯想”）大賺了一筆，還有聯想系列微機，均出自他手！

    而柳大俠的強項也愈發凸顯，搞得定銀行，賣得出產品，公司管理也愈發成熟。二人堪稱強強聯播，性格互補！

    這么想想，賀子龍又何嘗不是如此，搞的定銀行，賣的出產品，在技術方面嘛，好像也真不是啥強項！

    “1994年呀，十年，十年，轉折點……”趴在床上看電視的賀子龍，其實眼睛里根本沒在看電視。

    這一年，聯想在香港上市，這一年，相信再過不久，爆發的技工貿、貿工技之爭，讓柳倪矛盾開始公開化。表面上看是路線之爭，實質也是內部兩大力量的權力之爭。

    “如果歷史不變，倪大俠明年就要從聯想給人踢出來，卷鋪蓋走人了吧……？”賀子龍瞧了下日歷，沒有人喜歡過河折橋的做法，那怕明知道這種事，肯定雙方都有點過錯，但賀子龍還是忍不住為弱者多感嘆了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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