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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漢族，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將，天圣進士。初授將作監丞，歷樞密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時，時稱“韓范”。嘉佑元年（1056），任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寧八年卒，年六十八。謚忠獻。《宋史》有傳。著有《安陽集》五十卷。《全宋詞》錄其詞四首。

    出身世宦

    韓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即公元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據韓琦墓志記載祖籍河北贊皇縣，據《泉州府志》人物志-官宦卷記載，“韓琦出生于泉州北樓生韓處（現為泉州文管會立碑保護），為其父韓國華任泉州剌史時，即宋景德年間，時任泉州知府韓國華與婢女連理生下韓琦。后隨父韓國華遷相州，遂為安陽（今屬河南）人。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嶄露頭角

    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遷開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于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名聞京華。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托”的社會風氣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宋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贊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后，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后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陜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陜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陜西安撫使。到了陜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陜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陜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御，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于是決定采用韓琦攻策，并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于慶歷元年（1041）正月進攻，后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兵敗遭貶

    慶歷元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萬人，桑懌為先鋒，前往抵御，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后，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并再三叮囑：“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于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里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里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一百多只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斗，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余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于難。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號泣于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好水川之戰，元昊得勝，十分猖狂，使人作詩，投擲宋境，諷刺說：“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后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陜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陜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閏九月，宋軍又大敗于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采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敗后，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于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慶歷新政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于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歷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歷三年（1043）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為杜衍）。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歷圣德詩》，其中稱贊韓琦說：“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轉入和議后，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們盡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后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慶歷三年七月，他上《論備御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陜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陜西。韓琦調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于災情嚴重，還采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1萬余人，以減少用度。四年春，韓琦宣撫陜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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