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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翊鈞讓張敬修整頓錦衣衛，且設密告制度后，官場的確因此出現了大換血，所以一下子除了多人被治罪外，還罷免了一位閣臣兩位尚書。

    不過，大換血的烈度，相較于以前倒是弱了不少。

    主要是因為大明已經開始對外取利，內部傾軋程度也就開始減弱。

    通過抄家來增加國帑的這種粗暴方式，也就沒有大規模出現。

    也是為了不影響士民擔心取財后終究只會為朝廷所奪，而因此只醉心攬權，追求短時間的暴力斂財，和短時間內的奢靡享受，不做長遠理財之計。

    潘晟、徐學謨、楊巍這些都是以帶散官爵位的方式歸鄉養老。

    朱翊鈞還特賜“盡忠為賢”金匾于三人，且特詔建牌坊旌表其功，算是以皇帝身份承認其功，稱贊其德，使其家族榮譽得到保護。

    而朱翊鈞這樣做，也是想讓他們家族因為這份榮譽，不做短見之事，如縱容子弟揮霍，不睦鄉鄰，不積極搞社會事業，不替朝廷維持地方穩定。

    剩下沒有辭官的執政公卿，也因此松了一口氣。

    他們知道皇帝沒有要刻薄寡恩的意思，也就一面感念皇恩未做歸隱之想，也一面更加嚴格約束子弟，以求能在高位上多待一些時日，進而實現未完成之志。

    當然。

    申時行等執政公卿之所以沒有強力反對密告制度，也不僅僅是因為皇帝沒有要刻薄寡恩，而是他們和皇帝相處的近，也知道皇帝設密告制度的真正用意，是控制國內官僚士大夫對庶民的克削程度，同時為將來大規模開發外利以惠天下士民做準備。

    而如今。

    礦利方面已經開始要有惠及士民的跡象，他們作為執政官僚，自然已占據了分給天下士民的蛋糕中的主要部分，也就還能隱忍，愿意去約束子弟，為的就是等著外利兌現，好苦盡甘來。

    雖然，密告制度讓天下官紳人人自危，且不得不更加嚴格約束子弟，以保全家族名譽和自己仕途，但對于百姓而言，卻是人人更加安寧，開始積極勞作掙錢。

    漢人老百姓的自我修復能力素來很強。

    只要官差胥吏和士紳豪強不要滋擾他們，他們在被擄掠后，是能夠迅速恢復活力的，哪怕沒了田地產業，也能開墾出新的良田，開辦出新的作坊，讓一個蕭條的地方農業與手工業又發達起來。

    李如松就在萬歷十三年暮春時，于班師回京途中，看見薊州一帶市鎮，比他去年北上時更熱鬧了許多。

    商販如云，店鋪鱗次，而耕作的百姓也多了許多，很難見到懶夫惰民，甚至許多百姓已開始在貧瘠陡峭的山地上耕作。

    他便主動問一叫解百兩的百姓：“老人家這是種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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