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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歷十五年，盛夏。

    京郊外，一場大雨剛停，蟬鳴就在郁郁蔥蔥的綠樹林間響了起來。

    而大量民工正在這聒噪的蟬鳴聲里揮汗如雨，但這些民工并沒有因此煩躁不安，反而都很平和的在夯土運石。

    銀元流通量不足造成大量私營工坊倒閉，進而使失業游民大量增加，朝廷官府不得不因此加大搞基礎建設的規模，為此工部請得旨意在疏浚河道的同時，也請得圣旨擴寬兩京之間的陸路，便于戚昌國發明的大型四輪馬車通過，減輕漕運壓力。

    而現在，這些民工所做的便是這一工程。

    他們之所以感到滿足，沒有因為失業在夏季高溫天里更加煩躁不安，則是因為朝廷給他們的工錢是真的高，完全不低于他們在私人工坊的收入，也就很難在被一些文人挑唆著去鬧事。

    在官報的刻意宣傳下，他們只認為是因為皇帝仁愛，皇帝愿意讓他們生活的更殷實，才給他們更高的工錢。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朝廷更多的是為了讓更多的銀元通過發給他們而在市面上流通起來。

    畢竟他們的工錢再高，相對于富戶而言，也是不多的，工錢的大半也還是用于養家糊口，哪怕節省一些，節省出來的也會用于送子女讀書，光是送子女讀書這一塊本身花銷不低，也就更難存起來。

    所以，大明朝廷不介意給他們這些民工多發點，因為只要多發給這些民工，才會讓市面上的銀元流通量增加，而不是在得到銀元后存起來。

    當然，朱翊鈞愿意斥大量國帑發給小民，倒也不是任何皇帝都愿意做的。

    因為這其實也相當于把吃進嘴里的再吐出來，真不是誰都能做得到的。

    朱翊鈞能做到，一是因為他來自后世，思想上他更愿意把百姓當人，二是因為他知道這個時代的全球還有很多利益值得他去挖掘，可以大幅度增加自己的財富值，而此時的虧損不過是基于長遠利益的需求，暫時要折些本錢使內部不至于因為錢荒出現大亂而影響自己將來對外擴張而已。

    更重要的是，新禮推廣這么多年，也讓很多執政官僚接受了漢人貴于夷的思想，而認為，既然給番夷的工錢都因為新禮提倡仁道而要保證其基本生存，那漢人貴于番夷，作為天子赤子，自然就要更加優待一些，給的待遇不能只是讓其保障基本生活。

    所以，朱翊鈞才能做到讓朝廷反哺百姓。

    不過，朱翊鈞和支持新禮一黨的官僚雖然愿意把國帑拿出來大搞基金，反哺百姓，但官僚里很大一部分人則還是不愿意的，紛紛上疏反對。

    “民非已至餓殍之境，雖饑荒不過是求逸懶散所致，如今天下其實還大有果腹之業存在如墾荒于邊地，如拉纖，如為大戶長工，如轎夫等，而小民之所以多不愿為，不過是嫌其辛苦而又窮講體面不知儉為德而已，所以才鬧事生事；”

    “朝廷卻因此縱容其胡來，而不惜加高工錢，使勞力者與勞心者一樣有余錢可品茶聽曲，而不惜大費國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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