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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名不少，罪名也不小啊。”

    楊令德、葉夢熊、林澤友、李鄂、趙冠才面面相覷。

    皇上說的這些指責民間企業的人，不僅廟堂上有，東南地方也有。其中王世貞為首的一群名士最為激烈，他們認為放任民間企業進入輕工業，簡直就是禍國殃民的“亂政”。

    他們拿著民間企業生產的部分假冒偽劣產品為例，大肆抨擊，強烈要求江浙滬布政司對這些民間企業進行嚴厲打擊。

    他們與朝堂上某些人遙相呼應，給楊令德等江浙滬主政官員，帶來極大的壓力。

    楊令德等人肯定是支持民間企業發展的，因為這些民間企業提供了大量的稅收，讓三地經濟蓬勃發展。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三地經濟發展得好，繳納的稅收高，三地主政官的政治影響力就會水漲船高。

    這一點楊令德等人心知肚明，怎么可能自剪羽翼。

    有他們一力扛住，還有調回京師的蔡茂春、汪道昆等原三地主政官員的支持，風聲雨聲雖然大，但是沒有影響到三地的經濟運行。

    現在聽到朱翊鈞把這個話題擺在桌面上，心里十分忐忑，想知道皇上的態度。

    雖然他們知道，皇上多半會支持，但靴子沒有落定，御口沒有說出來，大家心里都不安定。

    朱翊鈞繼續說。

    “這些人很有意思，以前上疏，說朝廷干涉工商，增開商稅，是與民爭利，要朝廷無為而治。

    現在民間企業蓬勃發展，他們又上疏說是亂政，要求朝廷嚴加管制，避免禍害百姓。

    鬼是他們，人也是他們，一張嘴巴不同的時期，怎么說出截然不同的話？

    朕很奇怪，后來想明白。

    此前那些工商跟他們關系密切，是他們錢袋子，所以朝廷開商稅就是與民爭利，只不過那個民，不是我們想的老百姓，而是他們。

    現在這些蓬勃發展的民間企業，跟他們一分錢的關系都沒有，所以說造劣販假，危害百姓，要求朝廷禁絕。”

    朱翊鈞感嘆道，“所以說，屁股坐在哪里，就會說什么樣的話。

    朕看這些所謂名士大儒，為什么會被萬歷年以來的滾滾時代大潮遠遠拋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以來，屁股坐得不正。

    他們從來不會關心普通百姓，不會去感同身受民族苦難和人間疾苦。

    他們只愛自己，只愛自己家族。

    只要自己能夠榮華富貴，自己家族能傳嗣千秋百世，江山社稷算什么？神州陸沉算什么嗎？改朝換代又算什么？”

    朱翊鈞的語氣變得日漸嚴厲。

    “國朝初立，太祖皇帝遍邀江南名士大儒，參與驅逐韃虜、光復中國之神圣使命，而后又邀請他們參與建設大明，恢復民生大計。

    這些名士大儒大部分傲然拒絕，還寫詩撰文追憶前元朝廷恩德，以明心志。

    什么‘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亦。’

    甚至到現在，還有人在私印的小冊子里暗戳戳地說，前元取民最輕！

    暴元有什么恩德好追憶的？

    《元典章》規定，蒙古人殺死漢人南人，只需杖刑五十七下，付給死者家屬燒埋銀子即可；反之毆死蒙古人，則要處以死刑，并斷付正犯人家產，余人并征燒埋銀。

    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前元頒布朝令，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

    種種法規章程，暴元把漢人和南人視為豬狗，偏偏這些江南名士大儒還要追憶歌頌前朝恩德，不愿出山為大明和社稷出力，為何？”

    眾臣面面相覷。

    他們只是知道有這些事，還真沒研究為什么會這樣。

    “前元在中原和江南實行包稅制，蒙古人規定每年某地征收多少賦稅，然后把該地賦稅包給中原地方豪強，以及江南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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