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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在的朱標聽著外面充滿欣欣向榮的買賣吆喝之聲，都有心提提商稅了，要知道老朱為重建經濟秩序，對商業采取低稅政策。

    明朝建國前對商人征收官店錢，稅率是十五稅一，因為沒有統一天下之前，他的地盤最小、農業稅收取最難，那么，收取商業稅就成了重點。

    為此，占領南京稱吳王時，就將官店改名為宣課司，各地官店改為通課司。這些都對過往船只、商人所帶貨物等進行征稅。

    但建國后就放寬到二十分取一，不久又放寬到三十稅一，對于民間生產工具、生活資料、文化用品以及嫁娶喪祭物品等的販賣，并予免稅。

    利弊皆有，朱元璋有刺激商業恢復發展的意圖，但更多的依舊是不太在意商業，他的思想還是局限于重農抑商，并沒有把商業看的太重。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農業經濟的恢復也為日后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奠定了一個重要的物質基礎，農業生產量的提高造就了進入貿易流通領域的剩余農產品，剩余農產品的經常性流通促成了從剩余產品向商品生產的過度。

    歷朝歷代為何都要固守重農抑商政策，不是在破壞社會規律中新生產力，華夏文明絕不是不懂資本積累，也不是不屑資本積累，而是早就洞察了資本的本性，明了了資本積累后社會、環境、自然、觀念產生的各種變化。

    當資本用金錢來衡量人生成就，用金錢關系來取代親情和愛情時，人性靈魂的扭曲是無可避免的，這也就違背了古人所追求的天人道理。

    中國文化先知們以士農工商等級劃分，盡最大的可能馴服商業資本，守住大多數人的心靈，以傳統理想作為最高層次的追求，理想追求高于物質追求也是華夏文明的特點。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傳統中國在低欲望中索求，雖有所求難得，但未被物欲所驅使，保持住了心靈的自由與活力，這是難能可貴的。

    若這世上只有華夏那還可以，只可惜沒有人能夠永遠存活在世外桃源當中，歐洲那邊的社會形態以及自然條件注定他們會走上資本主義，資本社會的生產力注定是要高于傳統農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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