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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細微差別是正常的，就如同歷史上鐵托的反對派被清洗干凈，現在卻活的好好地一樣，目前的誤差屬于正常范圍之內。

    在艾倫威爾遜回到波茨坦之前，代表大英帝國參加波茨坦會議的英國首相已經換人了。

    丘吉爾被新首相艾德禮所取代，丘吉爾被隨即任命為顧問，取得了繼續留在波茨坦會議旁聽的權利。

    同樣和新首相艾德禮前來的，還有新任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新任外交大臣是工會領袖出身，曾經組織和領導了一九二六年全國大罷工。

    和這個年代很多工人支持的黨派一樣，歐內斯特·貝文在希特勒崛起的時候，主張英國應該先下手為強，對抗德國和意大利威脅。

    很長一段時間內，和工人密切的黨派，按照后世的劃分都是一水的戰爭黨派。

    比如肯尼迪之前的美國民主黨，純粹一個白人黨派。

    澳大利亞工黨，首先實行白澳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歐洲各國社會黨，堅定不移的支持開戰。

    和工人關系密切的黨派，往往是加入戰爭的決定性力量，這在后世白左彌漫的歐洲，是無法想象的事情。

    新首相艾德禮和新任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到達波茨坦之后，讓杜魯門有些不開心起來，相反斯大林的心情倒是非常不錯。

    因為不論是新首相還是新任外交大臣，在不少人眼中都是在明顯不過的親蘇份子。在英國參加干涉蘇俄革命時，歐內斯特·貝文曾鼓動倫敦碼頭工人帶頭行動，宣稱如不把“傻喬治”號輪船上運往波蘭的軍用品搬走，就拒絕為該船裝貨，對政府造成很大壓力。

    英國新政府的一號和二號人物，帶著這么明顯的親蘇成分來到波茨坦，杜魯門是什么心情可想而知。這就是艾倫威爾遜回到波茨坦的時候，塞琪琳霍夫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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