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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紫英的確對當下的情況不太滿意，尤其是盧川和孫一杰。

    謝震業那邊的情形他早就知道了，謝震業雖然無能，但是人家態度端正，早早就匯報了陜西都司管轄下衛軍的情形，能讓他有一個真實的了解，但是盧川和孫一杰的表現就難以讓人釋懷。

    承宣布政使司是三司之一，但實際上是承擔了七部對下除了兵部和刑部之外的剩余五部職責。

    當然在吏部上布政使司更多的是舉薦考評權，并無決定權，但是單單是一個西安府就領六州三十三縣，吏部哪里有精力來過問得了一個省從七品知縣到二品的布政使數以百計的官員的考核評定乃至升遷？

    可以說除了四品以上的官員外，四品以下的官員，主要還是依靠布政使司的官員們對這些官員進行考評推薦，吏部不過是對這些考評舉薦意見進行一個復核罷了，一般說來四品以下的地方官員上報到吏部時，除非有特別反映或者受到朝中看重的官員，基本上都會按照布政使司意見來處理。

    除了吏部的權力外，戶部、商部、工部、禮部這幾部的權力就相對完整了，均掌握在布政使司手中，其對下邊府州的指導權力更是不容置疑的。

    按察使司則主要承擔了刑部的權力，同時也還兼顧了一部份都察院的權力，這部分權力在都察院的御史們沒有下來的時候由他們來部分肩負，但是當御史們下來之后便自動接管，但就憑著這份淵源，也使得按察使司的權力不一般，隱隱有和布政使司抗衡的分量。

    都司則承接兵部和五軍都督府的職權，但在邊鎮轄地則要分走一部分，所以相對弱勢，不過對內陸地區的衛軍仍然有決斷權。

    盧川之前大權獨攬，但是當局面不可控時，又把一切責任推給了按察使司和都司，指責按察使司昏庸愚昧，沒能及時掌握發現亂民暴民動向，導致官府沒能及時介入，在事態惡化之后，又指責都司對衛軍的訓練不力，無法應對局面迅速惡化，導致失控。

    馮紫英尤其不滿意的是在西安府居然也會成為亂軍活躍區域。

    如果說在延安、慶陽和平涼三府亂軍失控，他覺得情有可原，的確這三府土地貧瘠，大旱經年，加之縉紳豪強苛厲，民眾難以為生而揭竿而起，都能說得過去。

    可是在西安，這是陜西首善之地，也是關中平原最膏腴的區域，怎么也會淪為和延安、慶陽與平陽一樣的暴亂區域？甚至亂軍勢力比陜北三府更強大，這簡直讓人難以理解。

    西安府有很大責任，但盧川一樣脫不了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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