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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字是折合的米麥來算的，不太科學，因為糧價波動較大，而且還會收到銀子本身價值波動影響，但大周戶部就是這么統計的，馮紫英也沒轍。

    當然這里邊還涉及到較為復雜的勞役問題，在地方上，很多地方都已經悄然采取了用銀米折抵勞役，這又是一筆沒法算的賬。

    這筆收入其實也充當了中央和地方上開支的一筆黑洞爛賬，但同時也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潤滑劑，畢竟這中間有較大的余地才能讓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維系下去。

    至于說中央也好，地方也好，肯定也還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各種苛捐雜稅，否則地方官員們怎么過活？但這都不是主流了。

    說起來也是可憐，堂堂一個大周朝，每年財政收入也就三千萬石糧食左右，如果把粟、麥、米各折二：四：四的比例，并且按照正常年的通州張家灣、湖廣糧食主產區以及南京這個南都水運碼頭三個地方的糧價來進行一個加權平衡計算，大概三千萬石糧食可以折到三千二百萬兩銀子左右。

    可榮國府修一個大觀園都能用掉三五十萬兩，算下來似乎都可以占到大周朝戶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了，想想都不可思議，當然都說了，這都是帝國明面上的收入，還有其他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比如地方上的加征火耗和運輸費用等，那就根本無法計算了。

    而江南四省的賦稅，也就是南直、浙江、福建、江西大概占到四成左右，而所謂核心的江南八府則占到了二成五左右。

    這其中賦占據主導地位，也就是田賦收入，而稅收也就是商稅、關稅、雜稅這些稅種所占比例不高。

    這也是原來大周本身就是一個純農業國度的緣故。

    但是隨著開海貿易開始，加上馮紫英這只蝴蝶帶來地對工商業的大力鼓勵推動，南北的工商業都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帶動了商稅、關稅的猛增。

    不過起碼到現在，工商稅收仍然無法和田賦相提并論。

    若是要這么算下來，江南三年賦稅，起碼在四千萬兩銀子以上，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朝廷大概也從未作此想。

    雖然黃汝良沒提具體的數額要求，但是馮紫英也能大概揣摩得出黃汝良的心思。

    三五百萬兩肯定是不行的，估摸著起碼是八百萬兩銀子打底，如果能弄到一千萬兩那就比較滿意了，畢竟這可是江南，不比北地官員那些苦哈哈。

    像甄家這種新四大家之首，馮紫英原來覺得可能一百五十萬兩應該是一個比較中肯的數目，但現在看來，還是小瞧低估了對方的實力了。

    這個數目起碼還要翻一倍，這也就意味著甄家一家的資產可能都能相當于整個大周朝的十分之一財政收入，這有點兒駭人聽聞，但是想一想大清朝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和珅家以億計的資產，能相當于大清朝十年財政收入，馮紫英又覺得這甄家簡直就是一個窮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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