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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薊鎮(zhèn)和宣府兩軍都對袁應泰的指揮怨氣沖天，認為袁應泰面對烽火燎原的亂軍缺乏應對，只知道一味攔截圍堵，卻不知道分進合擊，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硬仗，導致局面始終難以扭轉(zhuǎn)，甚至導致了北直南北諸府亂軍逐漸合流。

    尤其是順德府的亂軍北上與真定府白蓮亂軍匯合，使得白蓮亂軍氣勢暴漲，高邑、臨城、柏鄉(xiāng)、贊皇、元氏幾個緊鄰太行山的縣份全數(shù)淪陷，成為白蓮亂軍最有力的根據(jù)地。

    十個月過去了，袁應泰手中掌握著超過五萬宣府和薊鎮(zhèn)邊軍，但是卻遲遲未能剿滅橫行于北直隸的這些白蓮亂軍。

    而這十個月中，孫承宗已經(jīng)指揮著山西鎮(zhèn)和大同鎮(zhèn)徹底撲滅了晉南亂局，也徹底將豐州白蓮逐出了邊墻，恢復了山西鎮(zhèn)在邊地上控制權(quán)。

    同樣十個月中熊廷弼也基本剿滅了魯南地區(qū)的白蓮亂軍，其余山東白蓮亂軍也基本上被逐出而逃往了西面的北直地區(qū)。

    從這個角度來說，袁應泰未能解決北直白蓮之亂也并非無因，畢竟從山東逃過來的白蓮亂軍就多達十余萬人，對本來就如火如荼的真定、廣平、大名、順德幾府的亂局更是增添了幾分烈焰。

    不過雖然山東和山西局面已經(jīng)扭轉(zhuǎn)，但是并不意味著整個山西山東就太平了。

    兵災加上旱災帶來的巨大創(chuàng)傷使得山東山西兩省小規(guī)模的民亂此起彼伏，白蓮教的余孽依然在很多偏遠山區(qū)十分猖獗，稍不留意就又會死灰復燃。

    所以無論是孫承宗還是熊廷弼都不敢掉以輕心，都仍然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在對兩省進行清剿，力求渡過萬統(tǒng)三年這一關(guān)鍵的一年。

    不過這一切都和馮紫英沒太大關(guān)系，他要做的就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如數(shù)如期的將賦稅和漕糧運往山東和京師，這一點對于馮紫英來說不過是小事一樁，信手拈來。

    這一年里，馮紫英也沒有閑著，既然朝廷把自己放在了江南巡撫的位置上，而江南這一年沒有兵災戰(zhàn)亂，天時也不錯，那么風調(diào)雨順之下，馮紫英自然就要按照自己的意圖來推進一些事情。

    像以巡撫衙門的名義鼓勵工商和海貿(mào)，并支持移民東番和呂宋、舊港，尤其是要求江南報紙有針對性的介紹東番、南洋、蝦夷等地的地理氣候和物產(chǎn)路線，并號召商人們組建了一個探索拓墾協(xié)會和基金，扶持和支持有志于海外開拓的商人向外拓墾。

    像進一步推進港口建設、疏浚河道、修建堤岸等交通水利基礎(chǔ)設施，利用巡撫衙門的一些權(quán)力，盡可能地克扣上繳朝廷的賦稅，用于本地，這里邊其實一樣也有許多可供操作的余地。

    另外在教育上，馮紫英知道要觸動士人的利益風險太大，但是他以興辦賑濟學堂為名，先后在徐州、鳳陽、寧國、松江四地興辦了四座商人出資，以救濟那些流民或者孤兒為主的學堂，主要以習字和學習算術(shù)、建筑、測繪、農(nóng)學、船務、機械、木工、探礦和冶煉等實務雜學為主，先后接納了超過兩千兒童少年，對外宣稱也就是讓他們能夠在學習幾年之后能夠有一技之長，能夠迅速找到一碗飯吃，不至于被餓死。

    即便是這樣一個舉動，也還是引起了很大轟動，因為開辦學舍居然不是學習經(jīng)義詩文，而是學習那些士人不屑一顧的雜學，甚至就是謀生技能，這未免太有失身份了。

    不過馮紫英也專門把學政和江南有些著名士人大儒招來，在原來南京國子監(jiān)開了一個座談會，介紹了一下自己的初衷。

    言外之意也就是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堅持從童生到秀才，從秀才到舉人進士這么多十多二十年苦讀堅持下來的，而學這些雜學和謀生技能，也能為那些無土無地的窮苦人家孩子尋找到一個最短時間謀生的機會，這也是從仁義救人的角度來考慮的，勉強平息了這些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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