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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農部是來自馮紫英的建議。

    實際上歷朝以來，朝廷口口聲聲對農業雖然重視，更多聚焦于土地、糧食價格和滿足民眾需要問題上，其他具體農業事務上都多由地方官府承擔了。

    在中央層面，更多地關心糧食保障和賦稅收取上，只要糧食夠吃，價格不暴漲，民眾沒有因為難以果腹而造反鬧事，那就一切萬事大吉。

    這也是典型的封建王朝朝廷官府管治社會事務的一個表現。

    土豆、番薯和玉米的出現是一個契機，在北地的推廣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在陜西、山西和遼東，這新三樣派上用場，能很大程度彌補了老三樣——小麥、粟米、水稻居于主導地位但卻在地理地質環境不太適合的山區、河灘以及零散地形下的缺陷。

    無論是齊永泰還是顧秉謙以及官黃喬等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些來自所謂西醫的新農作物極大地改善了北地缺糧少田的困境，尤其是在山陜和遼東，山區對土豆、番薯的適應性讓一遇水旱災害就痛不欲生的官府如獲至寶，幾年以來的推廣也是不遺余力。

    哪怕還是有很多人不太適應新農作物的味道，但是在填飽肚子高于一切的現實面前，土豆和番薯比起草根樹皮和觀音土來，簡直就是無上美味佳肴了。

    設立農部，可以很大程度將這一塊的工作從中央層面開始抓起來，比如新作物的培育，對土地土壤的研究，新墾土地的規劃，糧食保障和儲備也會從戶部劃歸農部，戶部更側重于賦稅收取和使用。

    這在之前也就向重臣們吹過風了，意味著很快就要付諸實施。

    關于農部尚書的人選也沒有太大爭議。

    馮紫英力薦徐光啟。

    來自松江的徐光啟在南直隸士人中算是一個另類，不怎么結交士人，而且愛好也偏向于格物農學這些，所以在江南士人群體中也有些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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