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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4月21日，調任軍政部參議的方顯絕搭乘運輸機返回山城。

    第9戰區司令部下達軍令，調86軍副軍長方日應于第10軍擔任中將軍長一職。

    1943年4月22日，方日應正欲啟程前往衡陽，第9戰區司令部卻收到來自第10軍第3師、預備第10師兩名中將師長及麾下所有旅長、團長、營長聯名抵制新任軍長上任的信件。

    薛姓上將勃然大怒，卻又有種無力感，這封信意味著他如果強行安排方日應上任，導致的結果就是第10軍這支‘泰山軍’徹底分崩離析。

    哪怕他貴為第9戰區司令官，最近這兩年也深得那位信任，也必然會因此事被那位訓斥。

    尤其是此時日軍兵鋒未明之時，素來剛愎自用心高氣傲的薛姓上將也只能先忍下這口氣，命方日應暫緩上任，留在潭州等待時機。

    第10軍再次成為沒有軍長的軍隊，其屬下的190師也被勒令不得返回衡陽區域。

    整個衡陽地區，可用于作戰的部隊，僅為第10軍第3師、預備第10師以及衡山腳下的那支戰功赫赫的工兵團。

    4月24日，軍政部高層察覺日軍似有侵犯湘省之意，特意致電第9戰區薛姓上將，叮囑他‘由贛北直攻株洲與衡陽之情報甚多，務希特別注意與積極構筑據點工事，限期完成，以防萬一為要。’

    但薛姓上將不以為意，認為‘防線之敵未見增加，何來萬一！’、‘驚弓之鳥的教訓何其深刻！’

    哪怕隨著時間的推移，軍統各地情報站也紛紛報告‘日軍有大規模調動跡象’，但三次潭州會戰皆取得守土勝利的薛姓上將這次卻近乎固執的沒有引起絲毫重視，對戰區情報部門送來的情報皆束之高閣，置之不理。

    直到4月28日，軍政部再次發來急電：“有大量日軍集結在鄂南一帶，目前正有南移之跡象，隨時會進攻潭州！”

    薛姓上將這才意識到，日軍是真的要對潭州動手了。

    不過這時的薛姓上將依舊沒有太過緊張，1942年年底第三次潭州會戰大捷后，第9戰區一年多都無戰事，潭州人民過了一段太平日子，他相信這次他依然會勝利，日軍依然會失敗。

    在薛姓上將的詞典里，自大自負是不會存在的，他的自信是來自于萬家嶺，來自于三次潭州會戰，無論阿南惟幾還是橫山勇，都不過是他手下敗將。

    4月30日，日軍第5陸軍航空軍將司令部推進至江夏！

    5月1日，橫山勇抵達鄂南，設立湘省作戰指揮部！

    5月2日，橫山勇向第11軍發布湘桂作戰命令！

    5月3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田俊六將前線司令部移至江夏，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率部在岳陽附近集結完畢。

    5月4日，在湘桂作戰發起的前一天，有人問日本參謀總長東條小機中國軍隊的準備情況，東條小機說：“中國軍隊雖然估計到日軍將進攻潭州、常德、以及浙贛地區，試圖加強各個陣地，但其兵力分散，并未認真對待，更沒有看到中國對于帝國即將發起的全面進攻采取從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況。雖然中國軍隊也擔心帝國作戰有可能發展為更大規模的作戰，但總體而言，他們對帝國的作戰設想，至今沒能做出清晰準確的判斷。”

    日本人對第9戰區的戰前準備洞若觀火，不說十分清晰亦有八分。

    但薛姓上將卻并不知道，為了發動‘一號作戰’，日軍大本營在1943年底就在國內進行緊急擴軍，編組了14個獨立步兵旅團調往中國戰區，還成立了8個野戰補充隊隨軍作戰，隨時可補充部隊傷亡。

    此外，原擬調往東南亞戰場的第3、第13師團等仍留在中國戰場，日軍此次直接用于湘桂作戰的兵力超過25萬人，幾乎是37年淞滬會戰投入的總兵力，雖然很多是國內擴軍招的新兵，戰斗力遠不如昔日，但也絕不是相同數量下的中國軍隊所能抵擋的。

    從開戰以來，每次大型會戰，中方兵力都至少要在其兩倍以上，才有鏖戰數月的可能。比如徐州會戰，日方投入20萬人，中方卻投入了60萬；又如江夏會戰，日方投入18萬，中方集結全國兵力，投入超過50萬。

    而這次，薛姓上將卻是不知彼也不知己！

    1942年初，為打通滇緬公路，中國組建遠征軍，軍政部從第9戰區抽調了第15、第19兩大主力集團軍到滇省，到1944年初，又再次將7個軍調入印緬戰場，第9戰區已由巔峰時期的40萬降到不足30萬了。

    哪怕就是加上四行團這種被那位嚴令擱置的特種步兵團，第9戰區內可戰之兵滿打滿算也就30萬。

    30萬對25萬，這應該算是中日雙方在大型會戰中兵力最接近的一次了。

    但就是這樣，第9戰區也依舊還有機會！

    雖然唐刀已經根據目前戰區部署，知道第四次潭州會戰必然會失利，也知道衡陽必然會有一戰，但想到潭州城內的數十萬民眾，他依舊還想做出最后的努力，在4月底給自己在潭州的一位好友去電，再次闡述了自己對當前戰局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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