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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種藩鎮，被稱為“東南財富型”，基本上都是位于荊襄、江淮、江南等地。這里受到安史之亂的破壞較小，成為了維持大唐朝廷運作的糧倉和錢袋子。

    這里的藩鎮，都是安史之亂以后唐庭主動設置的，兵力都很少，一般不超過萬人，目的也僅僅是為了防御盜匪。

    這些藩鎮內部動蕩也較少。（12/171）

    由此可見，并不是所有類型的藩鎮，都是桀驁不馴的，都是驕橫跋扈的。真正明火執仗“不聽號令”的藩鎮，只有第一種。

    那么，為什么中晚唐藩鎮割據，唐庭卻無法收拾呢，這里便要說接下來的第二條。

    藩鎮存在的強大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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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藩鎮的社會基礎

    任何一個政權能夠存在，都不會脫離它的社會基礎，否則這個政治結構就無法穩定存在。那么，藩鎮的社會基礎是什么呢？

    這個問題無法直接回答，必須要把中唐的社會格局、經濟格局、政治格局擺在一起來看。

    中唐時期，人口周期律已經進入“危險高發期”，天寶年間，戶部有超過八百萬的戶口，若是把隱藏戶口也算上的話，那么整個大唐起碼有五千萬到六千萬人口，只可能更多，不會更少了。

    而農業的發展，已經進入瓶頸期；而商品經濟的規模與質量，卻是前面朝廷完全不能比擬的。

    這個時候，中唐（安史之亂前）的社會結構就呈現出和從前完全不同的模樣。

    按照以往的規矩：

    土地兼并遵循著標準模式，大量自耕農成為佃戶，依附于權貴，成為權貴庇護下的“黑戶”。

    同時，大量破產農民，背井離鄉，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當時的大唐王朝，順應這個趨勢，用募兵制的辦法，暫時壓住了社會矛盾。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貴族們為了革命，總不可能接過貧民遞過來的繩索，然后把自己吊死，對吧？

    貴族們手里的田，如果沒有人把刀子架在他們脖子上，也是不可能吐出來的。

    于是只能殺掉一些權貴，開始王朝重啟。

    然而，大唐的情況稍有不同。

    天寶年間大量破產農民，變成了邊鎮的長征健兒，以及在當地安家落戶。使得大唐有了瘋狂開邊的社會基礎，也為基哥實現開疆的理想提供了構圖的原材料，也暫時緩和了社會矛盾的爆發。

    一場安史之亂，打斷了開邊的進程。

    不過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局面會如何演變。

    中原地區的土地兼并不可能抑制，破產農戶只會越來越多，以至于成為破壞程度未知的不安定要素。邊疆是容不下他們的，只能開啟瘋狂內卷的模式。

    大唐開邊的方向是西域，那邊人可以承載的人口極為有限。

    科技發展也進入瓶頸期，沒有實施工業革命的社會土壤。

    大唐高層窮奢極欲的風氣一浪高過一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所以邊疆大亂，農民起義，甚至統治階級內部叛亂，都是大概率事件，不可能一直穩下去，也不可能讓基哥一直茍下去。

    于是這個時候，歷史進程就開始面臨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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