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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邕也笑道：“的確是如此啊，昨天就顧著喝酒，好些事情都沒問清楚，子鳳打算在江東待幾日啊？”

    “五六日吧，也不能待太久，之后我還要去一趟徐州，再從徐州回譙縣見父親母親，然后再去雒陽，雖然有假，但是這休假多半是要在路上趕路，怕是不能停留更久了。”

    郭鵬這樣一說，蔡邕的臉上便流露出了明顯的不舍之色。

    “就五六日？你我闊別十年，竟然只能得五六日相聚？”

    “也是沒辦法。”

    郭鵬也想多停留一些時日和蔡邕互訴衷腸，但是的確是時間不允許。

    所以郭鵬也越發的理解交通的不便利和中央政府對地方掌控力度衰弱之間的聯系。

    因為交通極端的不便利，官員上任就任敘職請示等等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時間都是以月為單位計算的。

    宋朝可以規定官員三年一任，那是建立在交通較漢朝有很大改善的基礎之上，而那樣依然造成宋朝地方上政務的衰敗。

    漢宣帝規定地方郡守要久任，動輒七八年，還要加強事權，也是有現實考慮。

    若是任期時間不夠長，光是赴任敘職朝拜國家典禮等等需要郡守趕路的事情就能用掉大半年的時間，偏遠州郡更是要年余。

    加上辦事需要請示，奏表往返時間，朝廷商議爭議時間，三年一任，邊遠州郡長官什么事情都辦不成，就該離任了。

    擔心弱干強枝，可是交通所帶來的現實問題也不得不考慮。

    人民也要生活，地方也要治理，水利要修，城池要修建，荒地要開墾，沒有足夠的時間，官員什么事情都辦不了。

    到時候倒是強干弱枝了，但是地方上也亂的不成樣子，官府無法提供公共服務，民眾無法安心生產，誰來提供賦稅供中央政府運轉呢？

    正是先人早早就意識到了交通的重要性，所以秦始皇才會下令在全國開鑿大馳道。

    大馳道的建設不僅有軍事意義，也有極強的政治意義，若是不能建立完善的交通網絡，國家秩序就無法形成。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就如同蔡邕和郭鵬這樣，十年分散，卻只得五六日相聚。

    放在現代，即使遠隔千里萬里，想要會面也不過一兩日的功夫，能否會面取決于人的心情。

    可是在漢代，即使只是兩個相鄰的郡，想要見面都要花上七八天的功夫趕路，更別說從幽州到揚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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