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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渠案發，對整個郭魏帝國官僚系統的打擊是很大的。

    前朝一直以來都遵循的潛規則，到了新朝默默運行了兩年多之后，忽然被皇帝打擊了。

    其實說到底，這在東漢帝國時代就是慣例，就是大家一直以來都在做的事情。

    可這件事情并不簡單。

    不是簡單地爭權奪利，不是簡單地皇權和群臣的斗爭。

    這也是郭某人為大規模發動變革做的一次預演。

    培養門生，辟召故吏，這是頂級士族營建關系網絡的方法，是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等四世三公的頂級士族成就偉業的正常操作。

    門生，故吏，這是頂級士族的立身之本，沒有門生和故吏，就沒有頂級士族。

    門生且不說，這些大家族在中央依靠三公的辟召權，在地方利用郡守刺史的辟召權，大肆招攬故吏，營造自己的政治勢力。

    這本身就是雙重君主規則下被允許的事情，是東漢帝國皇權衰落之后默認的事實。

    但是很明顯，現在的郭魏帝國，這是不被允許的。

    中央集權制度被再次確立，且被大大增強，恢復到了連東漢最開始建立的時候都沒有的地步，幾乎接近西漢后期了。

    依靠絕強的武力和個人威望還有超強的權術手段，郭鵬建立起來的郭魏帝國大肆打壓了官僚們招攬故吏的權力。

    虛設三公，罷免重號將軍開府權，限制刺史郡守辟召權，將察舉制度直接導向中央，通過禮部連接到吏部，最后指向皇帝本人。

    這一系列的操作大大削弱了反中央集權勢力的強度。

    可以說東漢以后地方主義的盛行趨勢到了郭魏帝國建立之后被猛然打斷，還有了些許回流向西漢的趨勢。

    在局部層面，比如軍隊層面，甚至還有回到秦帝國時期的程度。

    這都是郭鵬一手締造的局面。

    很明顯，郭鵬早已洞悉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真實原因。

    于是對于各種盛行于地方的官員辟召權進行了強力限制，將地方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的勢頭狠狠地打壓下去，再次樹立了中央集權的威望。

    這一點是制度確立之后士人們才逐漸反應過來的。

    政治上的潛規則，士人們自己心知肚明，卻絕對不會對外宣揚，更不會記載在史書之中。

    就算記載，也要用仁義做外衣，好好地掩飾一番。

    戰爭的確摧毀了很多地方上的豪強士族的勢力，盤踞在地方為所欲為的豪強們大量死亡，使得地方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陷入了低潮期。

    郭鵬抓住了這個低潮期，改變了本地人做本地官的規矩，直接把郡縣當地的重要職位任免權也收歸中央，加強了中央集權，壓制了地方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

    州刺史也好，郡太守也好，縣令縣長也好，身邊的重要佐官都是中央連帶著一起任命，不歸地方主官任命，也不一定要任用本地人。

    任用和罷免，主要由中央負責判斷，地方官員不得自行決定。

    東漢以來的規矩被郭鵬強勢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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