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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在這一次畢業的兩百多名學生當中，絕大部分人都以進入李將軍所領導的北弗吉尼亞軍團為榮。

    當主持人宣布羅伯特·李上臺的時候，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一個個年輕的準軍官們伸長脖子，期待自己的偶像。

    甚至不少人都已經換上了紅色背心，舉起了自繪的佩奇旗幟，一副粉絲見面會的模樣。

    這時候，只見一個穿著分紅夾克衫，帶著綠色水手帽，胸前打著小豬佩奇領結的老頭，精神矍鑠地走上了演講臺。

    如果朱富貴在這里，一定會由衷欽佩，不愧是史書留名的將軍，居然就連“育膘王”也沒能將他催肥，只是稍微壯碩了一些。

    與畢業生們做了簡短的問候之后，羅伯特·李講起了精心準備的演講稿：

    “同學們，你們知不知道，為什么我作為一個快要六十歲的老人，卻身體如此健康，精力如此充沛？

    那是因為，我們捍衛自由的正義事業受到了一位先生的幫助。

    他雖然不是南方人，卻無私地低價資助給我們物資，以抵御北方人的暴政。

    這正應合了一篇社論，這篇發表在英國人報紙上的社論，我想你們當中許多人也已經讀過了。

    那就是‘喪鐘’先生的一系列著作。

    這位喪鐘先生同樣也是一位心系自由人權的民主逗士，發表了一系列揭露北方政府丑惡，贊揚我們南方人民意志的文章，堪比是文壇中的利刃。

    這一切，都印證了他那句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另外，我還很欣賞他對于戰爭局勢的判斷。

    那就是我們反抗入侵兩年以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南方政府必亡論，一種是南方政府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后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

    戰爭以前，存在著許多看衰我們南方農業州的議論。

    例如說：‘南方州工業產值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變成美洲的愛爾蘭人。’

    戰爭動員之后，公開的敗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

    例如妥協的空氣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據就是‘再戰必亡’。

    有個年輕軍官從亞拉巴馬寫信來說：‘在鄉村的募兵工作困難極了，農場主們不相信我們會取得勝利，這些短時的人，既想要保住自己的黑色牲口，又不愿意讓兒子參軍送死。’

    老實說，這樣的消極情緒即便是在我們北弗吉尼亞也是存在的。

    尤其是當格蘭杰和謝爾曼執行三光政策（沒錯，三光政策也是北美奴隸制種族滅絕反人類匪幫首創，日本人只是學生）火燒亞歷山大，城內老幼婦孺無一幸免之時，這種悲觀情緒達到了頂點。

    謝爾曼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我就是要讓南方佬得到刻骨銘心的教訓，永遠不敢再謀求獨立！’

    好在我們沒有被野蠻的洋基佬嚇到，反而浴火重生，繼承了烈火的意志！

    在本人的運籌帷幄之下，以及我的親密戰友杰克遜，以及其他友軍的輔助之下，過去十個月中，我們接連取得了底格里斯堡等多場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北方聯邦迅速將我滅亡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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