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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備聽了李素的闡述，一時間覺得似乎頗有代理，給他指出了一條他從未想過的道路，不由陷入沉吟。

    李素便繼續(xù)侃侃而談、詳細闡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無年號。秦始皇紀年至三十六，自其為秦王時便算起，并不以稱帝為限。高祖踐祚之前，太史公本紀年事，也以‘漢元年’至‘漢七年’紀錄。

    陛下如今已罷黜‘天人感應(yīng)’邪說，改尊《殿興有福》，則天象災(zāi)變，與人君德行已無聯(lián)系。不如就此廢除頻繁改年號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況，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孫、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初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于武帝一脈，又不用如光武、明帝一般忌憚‘天人感應(yīng)’，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舊制，有何不可？”

    劉備聽得一愣一愣的，隨后覺得還挺有道理。

    年號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隨著漢武帝使用儒術(shù)、天人感應(yīng)才有的。

    現(xiàn)在天人感應(yīng)都沒了，不再改也很對啊！這樣還能順帶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壓縮妖言惑眾搞祥瑞圖讖的生存空間。

    不過，劉備很快想到，他都已經(jīng)用過“章武”這個年號了，當時天下還沒統(tǒng)一，事急從權(quán)也不便做太多沒意義的標新立異事情。李素當時求穩(wěn)，也沒提，現(xiàn)在卻來提，也不好再把章武這個年號不用啊。

    劉備思忖再三，虛心求教：“丞相學冠天人，在綱常大義上自然是精通的。不過此事具體當如何處置呢？年號總還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為，事已至此，有那么多歷史遺留的疑難。則年號不便廢，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只與人君本人有關(guān)，與天數(shù)無關(guān)。將來的年號，只是給人的，不是給天的。一個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議，以后紀年，恢復《史記》最初時的紀法，如‘漢元年’至‘漢七年’那段，同時，再紀錄今上年號年數(shù)。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后就紀為‘漢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類推。”

    劉備想了想，點頭許可：“此法甚善，不過，其中原理，還要丞相詳加闡述，好讓天下讀書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無知之人以為朕是學識淺薄、不知道怎么改年號呢！”

    劉備可以不改年號，但話必須說清楚，道理要宣傳透徹。

    這是正本清源、直接繼承秦始皇漢高祖到漢景帝時的優(yōu)點，改良漢武帝開始被邪說蠱惑帶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少不得又得為他的多嘴付出代價，寫點書論證了。

    好在他已經(jīng)是丞相，提綱挈領(lǐng)給出學術(shù)思想就行，具體文筆措辭修飾，讓他老婆代寫。

    至于李素借機闡述出這個理論，倒也沒費他多少腦子。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前世他學正統(tǒng)論課程時學過的基礎(chǔ)知識，跟“殿興有福”是綁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幾十年后還能記得。

    很多人都知道，從漢武帝到宋朝，中間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經(jīng)常改年號的。

    而到了明清兩朝，就變成“一世一元制”了，也就是一個皇帝一輩子就一個年號。

    這才有了后人用年號指代皇帝的稱呼方式，有了“永樂皇帝”、“嘉靖皇帝”、“崇禎皇帝”、“乾隆皇帝”這種說法。

    但絕大多數(shù)沒學過正統(tǒng)論的人，對于“一世一元制”的出現(xiàn)，只是記了個結(jié)論。

    哪怕歷史系考生，考試也就考這么一個概念和事實，沒去細究過其中的正統(tǒng)哲學原理。

    事實上，“一世一元制”在朱元璋的時候剛出現(xiàn)，就是跟“殿興有福”高度捆綁的。

    畢竟歷史上“殿興有福論”就是劉基宋濂方孝孺這仨弄出來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這種制度，就代表年號從“天人感應(yīng)”時代的對天負責，改為對人負責。

    因為對人負責，所以人沒換年號就不換，跟從此是否“天數(shù)有變、神器更易”無關(guān)了。

    很多無知之人還小看“殿興有福論”，說什么“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么沒見中央朝廷大張旗鼓宣揚‘殿興有福’？”

    其實有些東西哪用刻意全面宣傳，畢竟你宣揚那些明朝的學者個人的地位，對清的統(tǒng)治者也沒直接利益，那當然是借對他最有價值的部分來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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