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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諸葛瑾為門下左侍中，張松為門下右侍中。

    其余各部尚書，也都是依次遞補，包括禮部尚書兼宗正的劉德然（劉備的堂弟），使部尚書徐庶、文部尚書管寧，

    吏部尚書鄧芝，財部尚書糜竺，民部尚書黃權，

    工部尚書張裔，兵部尚書龐統，刑部尚書楊洪，醫部尚書張機。

    這套全面整頓后拿出來的新班底，比原先的老班底多多少少實現了年輕化，劉備估摸著夠他這輩子用的了，很多說不定還能留給后人，也便于百年之后的權力平穩過渡。

    ……

    大漢提前結束亂世和戰爭、讓歷史上那些因為大規模屠殺和尸體處理不及時而爆發的瘟疫，被遏制在了萌芽階段。

    讓不少原本因為瘟疫而早逝的名臣猛將，延續了發光發熱的時間。

    不過，自然規律終究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漢末原本的大瘟疫，根源在于“原本南北交流較少，所以南方人才有抵抗力的疾病，北方人接觸不到，反之亦然”。

    那么，只要南北交流擴大，這個過程中肯定會伴隨著瘟疫的陣痛。

    這一世，因為大漢越來越重視商貿物流建設，諸葛家族為代表的民營大宗貨物物流巨頭們，有數以千計的河海轉運船舶在大江大河南北各處周轉。

    這個過程中當然也帶來了“大規模人口的數千里往來遷徙”，也是絲毫不比歷史同期的戰爭調度少，甚至距離還更遠，還有去到扶桑、三韓、林邑、旅漢的。

    當地的疾病也免不了會帶回中原，也肯定會導致一些人口下降。

    無非這種人口下降不像幾十萬人廝殺的千里遠征那樣會集中爆發，而是慢慢分批緩釋。這樣就可以充分調度醫療資源，防止衛生系統被擠崩，才沒大規模出現失控瘟疫。

    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只能用發展來解決。

    所以總的來說，這段時間國家經濟雖然在始終高速發展恢復，但那幾年里國家的人口增長卻不明顯。

    早在202年劉備剛統一中原時，天下人口2800多萬。后來207年征服扶桑三韓、靠兼并新增地區的人口，才恢復到3100多萬。這部分增長出來的人口，三分之二是來自于新征服，只有三分之一是漢人自己生育多出來的。

    但是又十年過去了，中間還兼并了漠南草原和東胡草原上的外逃漢人和投降的鮮卑烏桓，到217年的時候，大漢人口依然還只有3200多萬。

    十年里才絕對增長了100萬人，就算考慮上對草原作戰時的軍民傷亡、生育減少，這個數字也是有點不正常的。

    也就是說增長幾乎都來源于新征服，自身生育增長幾乎沒有。

    唯一的解釋，就是因為“商貿提前發展，華夏大地提前進入了南北人口大流動環境”，導致的疾病流行人口死亡加速。

    但這個代價，是任何國家從“安土重遷、封閉管理”的傳統模式，向近代遷徙社會轉移過程中，都必須付出的代價，所以也不能指責任何統治者。

    另外，這個過程中，國家和民族也不是完全沒得到好處。比如雖然十年人口沒怎么漲，可人民的身體免疫力卻是實打實提高了的。

    十年前南方人的身體對北方病毒沒什么抵抗力，一輩子也見不到幾個北方來的人，也沒機會被傳染。

    北方人也是同理，之前一遇到華南地區的“瘴癘之氣”就直接熱帶病毒倒了，十年交流下來之后，北方人哪怕足不出戶，多多少少也對瘴氣有點免疫力了，絕對不會再出現演義里“五月渡瀘”時的瘟疫慘狀。

    當然，凡事都有一個過程，以諸葛亮改善后的交通基建水平，十年時間還不至于讓全體大漢子民都得到這方面的好處。目前只能做到“南北方各大主流樞紐都市周邊的百姓，身體的綜合免疫水平提升了一級”。

    比如南方的成都、襄陽、武昌、金陵，北方除了東西兩京，還有鄴城、薊城，這八大都市的市民，基本上做到了南北流行病都多少有點抗元，都遇到過了。

    而廣大農村地區的封閉自然經濟圈子里，絕大多數人口依然沒有遇到千里之外疾病的機會。

    在“南北病毒免疫交流”的自然過程中，大漢的衛生系統建設和醫學發展，也得到了相當的進步，既有理論總結上的，也有實踐經驗上的。

    名醫出身的張機，也做到了李素為他新設的一個部的尚書職位，讓大漢中樞朝廷的部數突破了十個部，新設的這個就專門管醫療衛生公共健康。

    這一切，都是在逐步打好國家和民族的健康基礎，等大部分國民消化了更廣大疆土上遇到的新病毒、都建立起群體免疫，才能進一步往外擴張地理發現。

    （別笑，古代，一直到大航海時代，都是這么緩慢建立群體免疫的。

    歐洲人去美洲、能帶去一個天花就把美洲土著弄掉大半，殊不知美洲獨有的疾病，對歐洲人健康的威脅也是巨大的。

    只是歐洲人容易控制接觸新傳染源的節奏、是掌握交流主動權的一方，能控制群體免疫的建立和擴散速度，才沒釀成太嚴重的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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