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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廷和無言以對。

    丁糧，即人頭稅。

    康熙說“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不是說國家不提高稅收，而是說以某年為定額，今后新增的人口數量，不用再繳納人頭稅了。

    這八個字純屬廢話，就算國家想加征人頭稅，那也是難以辦到的，地方官就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法定人頭稅越多，地方官就越難完成任務，因此主動瞞報人口，戶籍黃冊上的人口數量總是難以增長。

    雍正搞出一個“攤丁入畝”，人頭稅因此取消，全國人口頓時爆炸式增長。這并非意味著，真實人口數量打著滾的往上翻，而是百姓和官員愿意如實進行人口登記了。

    大明的人頭稅，主要有三種，即：里甲銀、均瑤銀和鹽鈔銀（還有其他稅種，但可以忽略不計）。

    鹽鈔銀，就是按照人口數量，征收食鹽消費稅，這筆錢需要上交中央。

    王淵的新鹽法，實際取消了鹽鈔銀，把消費稅直接算進鹽價里面，零售鹽價反而因此下降了。這里面的差額，以前都被私鹽利益集團賺走。

    里甲銀和均瑤銀，不用上交中央，屬于地方財政收入，也是皂吏們的重要灰色收入來源。

    為了逃避人頭稅，全國產生大量黑戶，大明的人口數量，相比開國初年也不怎么增加。地方官和里甲長，全都胡亂攤派，早就不按戶籍行事，楊廷和的擔憂純屬多余。

    幾百年后，有個叫馬伯庸的學者，從史料中發現一樁奇案，完美顯示了大明的人頭稅有多混亂。

    卻說，有個叫帥嘉謨的人，在徽州府擔任會計員。他發現，徽州六縣的人丁絲絹（人頭稅的一種），全都算在歙縣百姓身上，其余五縣兩百年沒交過。

    帥嘉謨立即上疏朝廷，把事情捅到都察院。消息泄露之后，帥嘉謨被人追殺，僥幸逃命回鄉。

    數年之后，帥嘉謨再次回徽州做官，而且官職變得更大，他當然要一雪前恥。五縣士紳百姓聯合抗稅，還把徽州府衙給包圍了，事情一直鬧到中央。朝廷被迫減稅，讓六縣平攤稅收，為了緩解五縣怨氣，挑起此事的帥嘉謨被罷官充軍。

    地方如此征收人頭稅，戶籍制定得再好有個屁用！

    王淵繼續說道：“且不問地方州縣，就拿北京城來說，有多少是游民黑戶？不如放開戶籍限制，允許游民存在，讓其戶口所在地編撰游民冊。本省之內，游民文書，可當路引使用。且只要戶籍正當，游民子嗣也可參加科舉。”

    由于大明社會經濟的發展，大量農民涌進城市。這類人，新中國初期叫盲流，后來改叫農民工，而大明則稱之為“流民”、“游民”。

    游民沒有法律地位，甚至在城里租房子，房東都能肆意壓榨。游民還不敢報官，因為他們是黑戶，就算在農村登記了正當戶口，到了城里他們依舊屬于黑戶。

    楊廷和問道：“若定游民冊，丁糧交給誰？”

    王淵回答道：“戶口所在地，必須有正當戶口，才能登記為合法游民。”

    “那還行，”楊廷和說，“可以訂立游民冊，但不得強制，否則善政也會變成惡政。”

    王淵笑道：“這是當然，改革要慢慢來，哪能一步登天？但這次課稅改革，部分漕兵、漕工轉為民戶，地方官府必須為他們制定游民冊，保證他們今后的合法生計，否則他們沒地又不能進城做工，必然會鬧出許多亂子。”

    王瓊突然提醒道：“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四省，銀賤而（銅）錢貴；云南、貴州、四川三省，（銅）錢賤而銀貴。若課稅征收都算新錢，那如何恒定各地的應繳課稅？地方官吏，必然擇貴而征，恐禍及百姓也！”

    這個問題非常關鍵，課稅征錢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但銀價和銅價各地不一，必然要鬧幺蛾子。

    比如在浙江，銀賤銅貴，官吏必然只要銅錢，反而不讓百姓用銀元納稅，導致銀元被排擠到納稅貨幣之外。

    王淵說道：“由各省布政司、總督、巡撫、御史，共同議定折價。根據市面物價情況，三年一議，告之全省，州縣官吏不得擅自規定百姓必須納銀或納錢。”

    “也算是個辦法。”王瓊點頭說。

    “火耗歸公”不用再提了，因為百姓納稅，直接交銀元或銅錢，都是官方法定貨幣，不用熔銀子自然沒有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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