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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禎同志不能拉倒，必須繼續招工。

    但榜樣在前面，崗位風險太高，說了半天，也沒人肯干。

    左右為難之際，崇禎想到了一個人。

    這個人很孝順，曾三次上書，請求讓自己代替父親受罰，那是在他決心處罰楊鶴的時候。

    他還清楚地記得這個人的名字——楊嗣昌。  楊嗣昌，字文弱，湖廣武陵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

    崇禎見到楊嗣昌時，很憂慮。

    局勢實在太差，民軍鬧得太兇，清軍打得太狠，兩頭夾攻，東一榔頭西一棒，實在難于應付，如此下去，亡國是遲早的事，怎么辦？

    楊嗣昌只說了一句，一句就夠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賊！”

    如果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句話實在準得離譜。

    按照楊嗣昌的說法，清軍或許很強，但短時間內，并沒有太大威脅，但如果不盡快解決民軍，大明必定崩潰。

    簡單地說，就是先解決內部矛盾，再解決外部矛盾。

    為了實現這個意圖，楊嗣昌還提出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在歷史上的名字，是八個字：四正六隅，十面張網。

    四正，包括湖廣、河南、陜西、鳳陽，六隅，是指山東、山西、應天、江西、四川、延綏。簡單地說，這個優秀計劃的大致內容，是一部垃圾電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國范圍內，設置十個戰區，四個主要，六個次要，只要發現民軍出現，各地將聯合圍剿，簡而言之，就是劃定管轄范圍，在誰的地方出事，就讓誰去管，出事的主管，沒出事的協管。

    聽完楊嗣昌的計劃，崇禎只說了一句話：

    “我用你太晚了！”

    對于這句話，朝廷的許多大臣都認為，是徹徹底底的胡扯，無論是楊嗣昌，還是他的那個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說，毫無價值，在他們看來，楊嗣昌同志將是第三個被干掉的兵部尚書。

    然而他們錯了，如果說在當時的世界上，還有一個人能夠拯救危局，那么這個人，只能是楊嗣昌。

    兩年后，只剩十八個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張獻忠，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所有的轉變，都從這一刻開始，魏忠賢、清軍入侵、民變四起，朝廷爭斗，緊張，痛苦，毫無生機，但始終未曾放棄。

    或許崇禎本人并不知道，經過長達八年暗無天日的努力，他即將迎來大明的曙光。

    奸人崇禎死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諸臣誤我！

    對于這句話，大多數人認為，是在推卸責任。

    但考證完崇禎年間的朝政，我認為，這句話比較正確，確切地說，給崇禎打工的這幫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叫混蛋，一種叫王八蛋。

    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最痛苦，第一種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種是身居底層者，第一種人很少，第二種人很多。第一種人叫崇禎，第二種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間那撥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瞞下，具體特點是，除了好事，什么都辦，除了臉，什么都要。

    崇禎每天打交道的，就是這撥人，比如崇禎三年（1630）西北災荒，派下去十萬石糧食賑災，從京城出發的時候，就只剩下五萬，到地方，還剩兩萬，分到下面，只剩一萬，實際領到的，是五千。

    這事估計是辦得太惡心了，崇禎也知道了，極為憤怒，親自查辦。

    最先動手的，是戶部官員，東西領下來，不管好壞，先攔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撫先來一下，知府后來一下，剩下的都發到鄉紳手里，美其名曰代發，代著代著就代沒了。

    綜合明代史料，崇禎時期的官員，比較符合如下規律：臉皮的厚度，跟級別職務，大致成反比例成長。

    這是比較合理的，位高權重的，幾十年下來，有身份，也要面子，具體辦事的就不同了，樹不要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好欺負的，就往死了欺負，能撈錢的，就往死了撈，啥名節、臉面，都顧不上，撈點實惠才是最實在的，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積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這撥人，還有個特點，什么青史留名、國家社稷，那都太遙遠了，跟他們講道理，促膝談心都是沒用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吃硬不吃軟。教育沒有用的，罵也沒有用，往臉上吐唾沫都沒用，相對而言，比較合適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說上一句：孫子，我能治你！

    比如當年追查閹黨，就那么幾個人，研究來研究去，連親手干掉楊漣的許顯純，都研究成過失殺人，撤職了事，還是崇禎親自上陣，才把這人干掉。

    再比如這事，案發后，崇禎非常生氣，下令嚴查，查到戶部，戶部研究半天，拉出來幾個人，說是失職，給撤了，準備結案。

    崇禎生氣了，重裝上陣，找出來幾個主犯，殺了，剩下的，充軍。

    總之，崇禎年間的朝廷，是比較混賬的，而帶頭混賬的，是溫體仁。

    溫體仁這個人，歷史上的評價不高：奸臣，徹頭徹尾的奸臣。

    我之前說過，溫體仁是個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強干，博聞強記，善于處理政務。

    所以綜合起來，溫體仁先生的最終評價應該是，一個很有能力、精明強干、博聞強記、善于處理政務的徹頭徹尾的奸臣。

    溫體仁，是個很復雜的壞人，復雜在無論你怎么看，都會發現，這是個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溫體仁是個很勤勞的人，據史料記載，他兢兢業業，每天從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別人幾年干不了的事，他幾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據說他當首輔時，給他送禮的人從門口排到街上，等幾天，他一個都不見，所有的禮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還海瑞。

    在處理與同事間的關系上，他非常謙虛，從不說別人壞話，而且很能聽取他人意見，比如有個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輩，剛入內閣，他卻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來商量，一點架子沒有。

    綜上所訴，溫體仁同志在過去的幾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團結同事，評定應為優秀。

    那么接下來，我們就溫體仁同志的評定問題，進行鑒定：

    在工作中，他反映敏捷，很有能力，但歷史告訴我們，要成為一個青史留名的壞人，沒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嚴格要求自己，不受賄賂，是因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煩的。

    在跟同事相處時，他確實很和善，比如對文震孟，相當地客氣，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禎的老師，后臺很硬，而且當時他正在挖坑，等著文老師跳下去。

    如果縱觀溫體仁的經歷，可以發現，他有個歷史悠久的習慣——整人。

    崇禎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謀，整垮了錢龍錫，進了內閣，過了幾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當了首輔，又過了兩年，他整垮了前途遠大的文震孟，維護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當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個親信，因為犯了事，要受處分，順便說句，這人的事比較大，按情節，至少也是撤職。

    文震孟和皇帝關系好，名聲很好，勢力很大，且剛進內閣，對溫體仁而言，是頭號眼中釘，但面對如此難得的整人機會，他毅然放棄了，非但沒有落井下石，反而幫忙找了人，只給了個降職處分，很夠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這樣挖成的。

    溫體仁很清楚，崇禎是個眼睛不揉沙子的人，處分官員，是只有更重，沒有最重，如果從輕處理，皇帝大人是不會答應的，肯定會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較正直，脾氣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場是比較明顯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聽說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職，趕回家種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漢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幾天，加上溫體仁煽風點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實這些倒無所謂，在道上混的，整個把人，搞點陰謀，也沒什么，這種事，當年張居正也沒少辦，之所以是奸臣，是因為他不辦事。

    崇禎登基以來，干過很多事，平亂、抗金、整頓，忙完這邊又忙那邊，而溫體仁上臺以來，就只干一件事——個人進步。

    為了個人進步，他很精明，坑了錢龍錫，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擋路或可能擋路的人。

    為了個人進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時還很傻——裝傻。

    有一次，崇禎把他找來，有件事情要問他的看法，溫體仁當即回答：不知道。

    崇禎隨即追問，為何不知道。

    溫體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話），只望皇上圣裁。

    為了個人進步，他很團結同志，很合群，為了整倒錢龍錫，他拉攏了周延儒，兩人齊心合力，還把錢謙益同志送回了家。

    當然，為了個人進步，他有時也不合群，很孤獨，比如他對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時，很干脆，沒有絲毫猶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門，還經常跟崇禎說，我不結黨，所以孤獨。

    明明很陰險，很狡猾，很惡心人，還動不動就說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進食欲。

    能人，兼職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還是奸人。

    鑒定完畢。

    在當時朝廷里，只是混過幾年的，大致都知道溫體仁同志的本性，換句話說，都知道他是個奸人。

    可是知道沒用，因為溫體仁先生是個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誰都告不倒，時人有云：崇禎遭瘟（溫）。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煉成妖了，實在無人可比。

    俗語有云，占著茅坑，不拉屎。客觀地說，在內閣大臣的位置上，溫體仁的行為并不符合這句話，確切地說，他占著茅坑，只拉屎。

    外敵入侵，內亂不止，誠此危急存亡之秋，溫體仁同志孜孜不倦，為了自己而奮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樂乎，如果讓他繼續折騰，大明可以提前關門但不知是氣數未盡，還是墳里的朱重八發威，天下無敵的溫體仁，終究還是等來了敵人——一個他曾戰勝過的敵人。  放他去！

    自打辯論會上掉進溫體仁的大坑，被趕回家，錢謙益已經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種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娛樂，就是寫詩。

    這些詩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來看看，心理效果明顯，心情好時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時看，可以去自殺。

    詩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歸隱，我白活了，我沒意思，反正一句話，我這一輩子，是走了黑道。

    畢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點怨氣很是正常，但錢謙益同志還是說錯了，他走的黑道，還沒有黑到頭。

    崇禎十年（1637），在家看人種地的錢謙益突然聽說，有一個叫張漢儒的當地師爺，寫了份狀子告他。

    要知道，錢大人雖說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還是比較惡霸的，小小師爺鬧事，容易擺平。

    然而沒過幾天，他就迎來了幾位用京城來的客人——幾位來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錢謙益才搞明白，原來那位師爺的狀子，是告御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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